无差别轰炸： 日军反人类罪不可饶恕
看到反华分子为侵略罪恶洗涤， 竟然说日军在中国秋毫无犯， 这他妈还有人性吗？
战争误伤平民不可避免， 可像日军这样明目张胆的轰炸平民还有其他例子吗？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犯罪。
有些人还造谣日军没有轰炸延安用以反共。
下面为日军轰炸延安视频
https://www.iqiyi.com/v_19rrondnmg.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01/c_127969745.htm
日军随军记者1939年10月拍摄的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图。重庆晨报记者高科翻拍
以下转贴为网络资料：
20世纪初期，航空飞行器迅速发展并被运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极大地影响着战争的规模和进程，标志着“空中恐怖”时代的到来。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差别轰炸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1923年海牙《空战规则草案》第22条规定：对一般民众进行威吓，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目标，以破坏、毁坏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空中轰炸应予以禁止[1]。尽管国际成文法和习惯法规定禁止使用飞机对非军事设施、非战斗人员进行空中轰炸。但抗战期间，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法规对中国各地，尤其对抗战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无数生灵惨遭涂炭，中华文明遭受浩劫。
日军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战略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①。据前田哲男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理论家石原莞尔就提出“最终战争论”，强调通过使用飞机实施战略轰炸，夺取对华战争的胜利。1931年10月8日，在他的指挥下，日军首次对中国锦州城市居民实施无差别轰炸。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日本利用强大的现代化陆海军，大举侵略中国，先后占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退守后方，坚持抗战。至此，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流产，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中日战争发生的深刻变化，日本确立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在实施这一方针过程中，日军逐渐形成了无差别轰炸大后方的战略。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根据战争形势决定：“今后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2]53。理由是：目前尽管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有所下降，但仍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因此“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挫败其士气”，最终“促使蒋政权崩溃”[2]54。12月2日，日本以天皇名义下达“大陆命令第241号”，指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担任华中及其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压制和扰乱敌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并秘密和海军合作，努力歼灭敌人的空中作战力量”[3]285。这道命令表明：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的重要军事行动就是对中国的战略要地和政略中枢实施轰炸，由华中派遣军负责具体实施，地域主要为后方战略基地。在接到命令当天，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立即向现地三司令官下达“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在航空进攻作战时，“攻击敌战略与政略中枢须抓准时机，集中战斗力，特别要捕捉敌最高统帅及最高政治机关，一举歼灭之”[4]51。也就是说，日本航空作战要抓住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中国战略要地，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达到一举摧毁中国最高统帅及其最高政治机关的目的。
① 潘洵和前田哲男对日军轰炸大后方战略形成和实施作过系统阐述和深入分析。潘洵：《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8-108页。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4页。
1938年12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制定的《陆海军中央航空的协议》规定：“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陆军航空兵团和海军航空队协同对大后方战略要地实施无差别轰炸。兵力部署：陆军包括飞行第59战队(战斗机20架)和飞行第12战队(战斗机15架)，航空兵团第1飞行团(侦察机18架、战斗机12架、重轰炸机45架)和第3飞行团(侦察机9架、战斗机24架、轻轰炸机45架)。海军有第2联合航空队(舰载机54架、舰攻机24架、舰轰机12架、中攻机26架)，第1联合航空队(中攻机24架)和第3航空战队(水侦机24架)[2]71-72。需要指明的是，日军武汉汉口W基地主要负责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轰炸。与此同时，日军山西运城基地部分负责对中国大后方实施轰炸。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军航空部队对中国大后方轰炸的范围遍及渝、川、康、滇、黔、桂、陕、甘、宁、青等地，其中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城市遭受轰炸最为惨烈。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日军派出飞机14 138架次，对中国大后方城市进行2 603次轰炸，炸死居民28 463人，炸伤31 546人[5]152。1940年，日机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陕西五省投弹25 770枚，炸死伤人员20 655人，其中向四川投弹15 245枚，占总数的59.2%，炸死伤人员14 359人，占总数的69.5%[6]。1941年，日机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陕西投弹16 248枚，炸死伤人员11 972人，其中向四川投弹8 134枚，占总数的50.1%，炸死伤人员7 810人，占总数的65.2%[7]。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抗战大后方的轰炸转为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其轰炸核心区域集中在云南。1941年12月8日，美国政府对日宣战，此后以陈纳德为首的飞虎队进驻云南。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行员吉米·杜立特中校成功轰炸东京。为了减轻盟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压力，1942年至1944年间，日机对云南尤其是云南驿机场多次狂轰滥炸，肆意杀戮普通民众。1942年，日军出动飞机315架对云南实施55次轰炸，投弹567枚，炸死人员3 852人，炸伤人员339人[8]。总之，抗战时期，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实现最终征服中国的目的，日军对大后方实施疯狂的“空中大屠杀”，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案。其中，日军对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多达86次(如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