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日子怎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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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世界经济论坛”前些日子所发的一段视频，题目是 China’s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are booming。
几年前回国，得知自己的一些知青朋友退休后在“老年大学”里学习，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安排，最起码是除了“含饴弄孙”之外的一种选项。
由于人们的平均寿命相较于杜甫那个时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加上有些国家的出生率下降，这些国家社会“老龄化”现象带来了不少的研究课题。本文不是要讨论老龄化的利弊，只不过把自己观察到的，身边一些老年人的生活形态做一个介绍，未必很有代表性，但是足以作为参考个案。
第一位要说的是十多年前在广州认识的退休教授。程教授是广东人，原先在华东地区某大学里教微生物课程，退休后与年近九十的老母亲搬回广州居住。程教授是一位佛教徒，退休之后经常到国内各大佛教圣地礼佛悟道。在家的时候，他就把从各处收集到的佛教经典分发与其他佛友分享，又把各种佛门高僧的开示录音整理翻录，广泛传扬， 每天都忙得不得了。两年前回国，有机会与程教授再次相会，看他快八十的人了，精神头仍很足，喜滋滋地对我们述说他手头有待完成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毫无一丝老之将至的味道，令人佩服。
来到新西兰之后，有机会接触不少老华侨，其中有几位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白老太，出生在上海，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任高官，后来弃官从商到了香港，五十年代初全家又从香港移居新西兰。由于家族的政商人脉都不错，白老太一家在新西兰的商贸实业进展顺利。我认识白老太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六、七岁，早就不沾手家族生意。由于老伴去世多年，儿女也都不在身边，她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四居室的独立房屋，雇得有钟点工来收拾房子。白老太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精明，接触的多了，这种印象更为深刻。白老太并不要求她的钟点工负责她的饮食，因此各种菜肴肉食都是她自己开车去采购，一些特别的食材甚至从网上订购。为了达到“量购”的优惠，她会鼓动相熟的朋友一起买某种商品，而且经常成功。她也喜欢外出用餐，于是经常有很实在的美食咨询提供给朋友们。白老太能说流利的上海话、英语、粤语、普通话，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及无尽的话题，与白老太交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去年，老人家踏入了 93 岁，终于结束了独居的生活，住进了退休公寓。她说最近两年感觉体力下降，跑不太动了，所以选择住进退休公寓，有 24 小时的工作人员，自己方便，儿女也放心。不过，白老太不忘叮嘱我们，有空记得找她饮茶。
我是在他九十岁那年正式认识了 Alex 黄先生。他是新西兰出生的“土生”，曾经到香港念了六年小学，所以能说广州话。黄先生鳏居三十多年，虽然年迈却童心未泯，除了热心教会的工作，还不断学习各种新的知识，对生活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我曾以“快乐老人”为题写了两篇小文，试图为黄先生画一幅素描，两篇文章的链接将附在本文后面。
也许有朋友认为，白老太和黄老先生在新西兰生活多年，会英语又能开车，所以独居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那么我再来讲讲两位并不年轻的“新移民”的故事，看看他们在这个异国他乡怎样过日子。这两位女士今年都是八十七、八岁，都在九十年代来到新西兰，基本上不能使用英语，也都不会开车。
卢阿姨在香港是工薪阶层，在一家工厂里当管理人员，当年与老伴随女儿一家移民新西兰，与女儿、女婿还有两个外孙一起住。老伴在生的时候，女儿女婿上了班，两个外孙上了学，两老或者在家莳花弄草，或者携手在住处周边漫步。前几年老伴病逝， 卢阿姨双膝又动了大手术，白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未免有些冷清孤寂。但是卢阿姨积极面对，按照医院的安排完成了康复治疗，然后每天拄着拐棍在住家附近散步。回到家里，卢阿姨会上网浏览网站新闻，或者在网上下象棋、打麻将、玩电子游戏。卢阿姨退休后，未雨綢繆，在香港的“老年电脑班”学会了使用电脑，以便跟上现代社会的节奏。除此以外，卢阿姨也看电视剧，无论国内的，港台的，韩国的电视剧都有兴趣。由于睡眠状态不好，有时半夜睡不着，除了看书也会看电视剧。考虑到年纪大了，听力有些衰退，她会戴上蓝牙耳机，以免电视机的声浪影响到家里的小辈。卢阿姨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她尽量做到不成为小辈们的负累。
黄阿姨原先住在广州，是一个基层干部，在一家 500 多人的工厂里当工会主席。九十年代初与老伴一起移居新西兰，住在女儿家。不到两年，老伴就因病去世，享年不到七十。女儿是八十年代的移民，在此地经营快餐店，非常忙碌，当时黄阿姨在女儿家里帮忙照看三个小孩及做家务，每周还会与同龄人打打麻将，倒也不觉得寂寞。三个外孙逐渐长大，相继搬到大学宿舍或者在外面租房，家里顿时冷清下来。黄老太于是仿效候鸟，每年飞回广州住几个月。在广州，黄阿姨每天早上到茶楼喝早茶，然后约了朋友到家里打麻将，中午叫外卖，午饭就在麻将桌旁对付了。麻将耍乐一般在傍晚前结束，黄阿姨吃了晚饭就在家里看电视。黄阿姨最喜欢看新闻，其次就是粤剧，每天周而复始，过得有滋有味。回到新西兰，饮早茶的机会就少了，麻将也不可能每天都打，好在电视还是有的，免费的中文报刊也有好几份。黄阿姨每天看新闻，看报，对于世界大事并不陌生，而且经常发表评论，观点基本上与中央电视台一致。到了八十三岁，孩子们觉得黄阿姨自己一个人飞来飞去风险太大，黄阿姨自己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不再当“候鸟”。这时，她的麻将搭子越来越少，基本上很难成局。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对于住在女儿家产生了抗拒情绪，要求有自己的“安乐窝”。一直在海外谋生的小儿子就在奥克兰买了一处全新的宅子，一来遂了黄阿姨的心愿，二来也为自己一家以后返回新西兰做个铺垫。刚搬进新居的时候，黄阿姨非常兴奋，女儿每天过来看看她，给她捎带一些日用品和食品，还有报纸。没过多久，原先在另一个城市念大学的外孙在奥克兰找到了工作，顺理成章地住进了舅舅的宅子里，与老人也算是有个照应。在不少人看来，黄阿姨的小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可是当那股搬新居的热乎劲过去之后，黄阿姨有了新的诉求，每天盼望着小儿子赶紧退休，回到新西兰陪她。小儿子五十刚出头，事业也正是开展得蓬蓬勃勃，当然不可能达成她的愿望。黄阿姨的日常生活规律开始有了转变，报纸不看了，粤剧不看了，饭也有一顿没一顿，只是每天不停地看着“互动新闻台”。女儿得知老母急剧退化，于是再次把黄阿姨接到自己家里。在女儿家，黄阿姨每天念叨着要返回小儿子的家，天天反复折腾。黄阿姨的外孙之中有医生，他们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先兆，曾经尝试采取一些辅助的措施，但是黄阿姨一点都不配合，小辈们无计可施，彼此都觉得很累。
黄阿姨的状况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此地一些志愿团体对这种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症候早有觉察。为了帮助老年人减低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他们经常到社区举办一些活动，为老年人做义诊，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等等，目的就是使得他们能够对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保持兴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老年大学”一样，这都是消减“老龄化”不良影响的有意义的工作，但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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