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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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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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长

 

    爱民第一次向我提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他父亲那样当船长时,我附和着对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作为来兵团后交的第一个朋友,我既不愿意支持他这不切实际的梦想,当然更不愿意扫他的兴。我对他这个愿望颇不以为然:都混到来南阳湖修理地球的地步了,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船长,开着大轮船周游世界,天方夜谭呐!

    我和爱民是在来到兵团后不久的一个深秋的夜晚成为朋友的。

    我们连这次来的单县、菏泽籍的兵团战士有五六十人,被编为一个排四个班,住在一个大草棚里。棚顶是用厚厚的稻草葺的,棚四面的墙,也是在木框上绑上稻草,再用泥巴抹平的。棚里靠着墙打上桩,桩上架起了铺板,只留出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九班住在东头,我们十二班则住在最西头。

    五六十人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其混乱、嘈杂可想而知。刚来时,天气还热,蚊子正多,晚上,大家都躲在蚊帐里不敢出来,还好一些。现在天气渐渐凉了,蚊帐全拆了,从西头可以一直望到东头。每到晚上,打牌的,聊天的,唱歌的,洗衣服的,甚至打架的,不到十二点是不会消停的。好在正年轻,不怕混乱,也不怕嘈杂,你闹你的,我该睡觉还是照样睡觉。

    那天晚上,我正躺在被窝里昏昏欲睡,爱民光着身子跑了过来,二话不说,掀开被子,就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正为他如此不礼貌有点着恼时,他说话了,小灿,咱俩交个朋友吧?我知道,他也是单县的,是九班的班长。但是,我想不起在这之前曾经和他有过什么交往,对他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感到很诧异。但是,我不好驳他的面子,再说人家想和咱交朋友也是看得起咱,是件好事,只好说,行啊。他说,那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就这,我们俩成了朋友。

    后来,我问他,咱们原来素不相识,你是怎么想起和我交朋友的?他说,那天休息时,听到我对别人说,单县原来的名字叫单父。心想,这个人的学问还挺大呢。于是,就想和我交朋友了。我说,知道单县原来的名字叫单父,是小学的时候,老师给上过一堂乡土地理课,听老师讲的,就记住了。至于学问,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就是高小的水平。实在谈不上学问有多大。他说,我看也是,和你接触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没看出你有多大的学问。不过你这个人,挺实诚的,也确实够个朋友。

    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父亲。注意,是他的“父亲”,他从来没称呼过他“爹”或者“爸爸”,而是用“父亲”这个很严肃,很正式的称谓。他拿出几张他父亲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小翻领的西装,背景有时是海滩,有时是轮船上的栏杆,更远的背景则总是波涛翻滚的大海。那个年代,我几乎没看到过西装,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第一个感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哇,帅呆了!

    爱民告诉我,他父亲是上海一条大轮船上的政委,经常带着大轮船周游世界。当时,我只知道是一条大轮船,并没有深究是什么轮船,什么单位。现在,老来无事,就想一探究竟,我根据他提供的几个线索,上网百度了一番后,得出结论,他父亲所在的单位,应该是“中波轮船公司”。查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单位,我很是兴奋。今年五一,我和他又见面了,我问他,大爷(看看,咱就是俗,按照爱民的习惯应该叫“伯父”)的单位是不是中波轮船公司?爱民惊讶地大叫起来,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不错,就是中波轮船公司。

    中波轮船公司,是中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各出资50%设立的远洋运输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1年6月15日在天津成立,1962年2月迁址上海。主要经营亚欧航线杂货班轮运输业务。所以,说爱民的父亲经常带着大轮船周游世界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能够经常周游世界,确实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爱民说,父亲能带着船周游世界,他当然也要带着船周游世界。至于政委,他自认为没有那个政治头脑,更没有那个兴趣。他要当就当船长,自己亲自驾着船去周游世界。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躺在一具西式棺材里。一位打扮得比较洋气的中年妇女,带着几个孩子,站在棺材周围,扶着棺材的边沿,用悲伤的目光,望着里面的死者。孩子中,看上去年龄最大,穿着最土气的,就是年轻的爱民了。爱民说,那是1966年底的照片,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也是他记忆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

    1966年底,他父亲因病在上海去世。作为遗孤,他被公司接去上海,参加父亲的葬礼。在参加葬礼的过程中,据爱民说,公司考虑到他无依无靠的实际情况,曾经打算把他安置在公司里上班。但是1966年底上海的形势,大家都知道,早已乱成了一锅粥。虽然经过多次努力,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他还是怏怏地回老家来了。他懊悔地说,要是那时候能接了父亲的班,哪里还需要到南阳湖来修理地球?早就跟着大轮船出海了。

    那位中年妇女并不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早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和他的父亲离婚了。父亲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远走他乡;母亲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孤身一人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不久也就与他人另组家庭了。幼小的爱民只好与姥爷、姥姥相依为命。年迈的姥爷靠在邮局门前替人代写书信为生,生活相当拮据。他怏怏地从上海回来后,为了补贴家用,连学也不上了,拉起了地排车。地排车,外地叫板车,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家乡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不少人就靠拉地排车为人送货为生。一辆车,能装一千多斤,全靠人去拉。累,确实是累,但钱来的也特别快,只要把货送到,马上就能领到钱,收入也相当可观。十六、七岁的爱民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地拉了三、四年的地排车。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次兵团招工,爱民就到兵团来了。正是这特殊的经历,使他显得比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成熟一些,因此。一到兵团,他就被任命为九班的班长。

    九班班长爱民,在干活上是没得说的,无论是春天插秧,夏天拔草,秋天收割,还是冬天挖土方,都是一把好手。班长也当得有声有色,平时和班里弟兄们称兄道弟、一团和气,关键时刻总能指挥得得心应手。在文的方面,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也是他那位虽然穷愁潦倒,但却博学多才的姥爷多年来对他严格训练的结果。至于学问,看上去要比其他弟兄们高一些,但谈不上高多少,但他自认学问不浅,总爱与看上去有学问的人交朋友。

    那天傍晚,全连三、四百人集合在打谷场上开大会。在等待开会的时候,大家照例要互相拉歌,拉的大都是女排那几个长得漂亮,唱得也好的女生。突然,女排的女生们齐声喊了起来“九班长,来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爱民会唱歌,也从没听他唱过,也不知道女排的女生们是怎么知道他会唱歌的,听女排一喊,感到新鲜,也跟着起哄。只见,爱民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在暮色中,用浑厚的男中音唱道: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

    一曲未唱完,热烈的掌声就响了起来。倒不是因为他唱得有多好,虽然他唱得也算不错,而是因为好多人,包括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那是七十年代初,除了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外,文革前的那些也算革命的歌曲,许多人没听过。乍一听,确实挺新鲜。

    事后,我问爱民,这是首什么歌?他说,叫《勘察队员之歌》,是五十年代的歌曲。我佩服地说,你懂得真不少啊!

    兵团的前两年,就在这种紧张与劳累、热闹与嘈杂、青春与浪漫中过去了。在这两年里,绝大多数兵团战士都是任劳任怨,积极劳动,遵守纪律的。这是因为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劳动满两年后,就可以重新分配工作,离开这可恶的南阳湖。虽然,这说法绝对不靠谱,但是,它给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安抚着人们的情绪。但是,两年过去了,人们期盼的重新分配工作成了泡影,于是,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逐渐蔓延开了。1973年,文革中第一次需要通过文化考试的大中学校招生,虽然招收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来大批兵团战士报名参加;1974年,趁着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大批单县籍的兵团战士,擅自返回家乡。虽然,经过耐心劝导,大家还是回来了,但是,兵团的生产和生活却因此陷入了全面瘫痪。

    重新分配工作遥遥无期,船长梦是做不成了,爱民又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爱民结识了邻近连队一个济南籍的战士叫伟峰的,这个人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戴着一付高度的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觉得挺有学问。两个人常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样子,让我们这些旁观者不免觉得有些滑稽。但他俩不屑于旁观者的嘲笑,摆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姿态,照样高谈阔论。爱民告诉我,他俩正在准备写一部小说,两人那样高谈阔论是在讨论小说的主题、人物、结构、情节等。他自豪地说,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和伟峰的小说一出版,离开南阳湖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一直到爱民真正离开南阳湖,还从未见到他俩动过笔。

    他并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要离开南阳湖了。1974年底,胜利油田、青岛港务局来兵团招工。爱民经过一番艰难拼博,获得了招工的资格。许多人都选择了胜利油田,而爱民却偏偏选择了青岛港务局。在依依不舍地帮他整理行装时,我告诉他,别以为这一去就可以当船长了。港务局是什么?看过《海港》吗?港务局就装卸工!离船长还远着呐。对我的提醒,爱民不屑一顾,他表示,只要能到港务局,就一定能上船,只要能上船,就一定能当船长!然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还真让他说准了!爱民被分到了航务工程处的船队。也就是说,爱民真的一到港务局就上了船,虽然,他的船不如他父亲的船大,但再小的船,也是船,也要有船长,看来,他的船长梦还真的就要实现了。

    瘫痪了的兵团艰难地渡过了1974年。1975年春,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喧嚣了四年的兵团十一团,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国营南阳湖农场”。到了秋天,我们这些原来的兵团战士,除个别人外,全都重新分配了工作,离开了这饱含着我们青春记忆的南阳湖。

    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天,爱民风尘仆仆地找我来了。他说,他们的船停靠在天津,一靠岸,他就请了假,连衣服也没换,就挎了一个挎包,直奔北京而来。他说,几年不见了,咱们朋友中,只出息了你这一个大学生,一定要来看看你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乡遇故知,我更是激动万分,我俩挤在一个狭小的双层床下铺里聊天,睡觉;我陪着他逛了天安门广场和颐和园。他告诉我,他们的船,这几年,把中国的沿海各个港口都走遍了,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的广阔的大海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虽然不能周游世界,但走遍祖国的万里海疆的感觉也还是不错的。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英语比我这个正牌大学生还要好,我好奇地问,你还在学英语?他说,他正在准备考二副,英语是一定要过关的。我问,二副还要考?他说,海员的任何一级职务,包括船长都是考出来的。我搞不清楚海员的职务到底有哪些,就问,这二副离船长不远了吧?他洋洋得意地答道,已经不远了。

    爱民终于梦想成真,真的当上了船长了。

    当上了船长的爱民,继续巡视着祖国的万里海疆,仍然不时地造访沿海各个港口。与以前不同的是,以前,他是跟别人去巡视,去造访;现在则是领着大家去造访,去巡视。他们的船不大,也就几个人,十几个人,他这船长,也就和当年的九班班长差不多,但比那在南阳湖里修理地球的九班班长要神气多了。

    人到中年,分外繁忙,每个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加上那时的通讯技术也不如现在发达,因此,在他当船长的那些年里,我和爱民见面并不很多。有时我去青岛了,他却出海了;有时他来省城了,我却不在;偶尔见了面,还有许多具体的事需要商讨,反而很少聊到船长这个话题。

    前几年,爱民退休了。退休了的爱民,不甘寂寞,很快就被人聘去当船长,他的船,主要跑胶州湾里的短途航线。

    我每次去青岛,只要有时间,总要与他联系。而他只要接到我的电话,就会马上跑来,有两次,他是直接从船上过来的,还是衣服都没换,风尘仆仆的。要上几个小菜,一瓶白酒,而且还是50度以上的,老哥俩边喝边聊,把酒言欢,直到把那瓶白酒喝完,再灌上几瓶啤酒,才尽兴而归。

    我问他,这么大的岁数了,不在家颐养天年,怎么还出来跑船?

    他说,还没跑够嘛。虽然退休了,但身体还行,现在不跑,到跑不动了的时候,想上船恐怕也上不去了。

    爱民仍然当着他的船长,开着他的船,天天巡视着胶州湾。

 

    首发时间:2014-11-10 6: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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