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三年大饥荒已经渐行渐远，国民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市场也逐渐繁荣了起来。

    父亲就在这个时候到专区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住着招待所，吃着会议餐的父亲却触景生情，挂念起了他的四个儿子。他躺在招待所那宽大柔软的床上，一边剔着牙，一边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在想：也不知道孩子们以后能不能也象我一样，到这样的招待所里来住上几天，吃上几顿这样的饭？他们中哪怕只有一个有这样的福气，我也心满意足了。

    这就是父亲的心愿，也是父亲晚年经常提到的场景。他说，那时候，在他心目中，能住上招待所，吃上会议餐，就是幸福，就是成功！

    父亲出生在单县北部东鱼河南岸的一个村子里，是祖父的第一个儿子。小时候，他跟着做教书匠的祖父也读了几年书。但后来由于家里太穷，十五、六岁就跟别人下了关东。这一去，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下过煤矿，伐过木材，据他说，什么样的苦都受过。

    1948年，关东大地战火四起，硝烟迷漫。父亲无工可做，只好回乡。路过天津的时候，一个老乡说有一个国军军邮局里伙夫的差事，问父亲是否愿意去做。父亲当然愿意。于是，他就在这个只有3、4个人的军邮局里当上了伙夫。工作挺清闲，吃的也不错，算是父亲这十年里找到的最好的一份差事。没想到，只清闲了两个月，因为战事吃紧，军邮局就随国军开进了东北战场。但仗还没打，父亲就又随国军坐船逃到了上海。后来我知道，这一仗，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林彪的四野“关门打狗”，把国军的55万大军，几乎全部歼灭，只有极少数人乘船逃了出来。父亲能够跻身这极少数之列，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逃到上海的国军已经没有人管了，连饭也吃不上。父亲只好一路讨饭，跋涉一千多里，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的父亲这时才知道，他走后的这十年里，祖母及二叔先后病死，祖父孤身一人实在没法过，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革命，在国营的粮食公司里管总务。祖父看到失散十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而家早已没有了，就把父亲留在了公司里。父亲从此就算参加了革命。这时是1949年春天，还没有建国。因此，父亲也算是建国前的干部。

    参加了革命的父亲已经25、6岁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时的父亲已经是革命干部，家里除了一个同样是革命干部的公公外，没有任何负担。于是，很快就把母亲娶进了家门。

    按照祖父的打算，母亲在我家的任务，就是做家务，生孩子，尽快给老魏家续上香火。但从小没有机会上学的母亲非常想上学，曾经当过几年教书匠的祖父看到年轻的儿媳妇这么有志气，十分高兴，当即决定送母亲去上学。家务事，找人干就行。

    母亲十分聪明，只上了一年多的学，就考进了招收初中毕业生的湖西革命干校。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粮食局。

    这时的父亲，在粮食局负责全县的粮食计划调运工作，母亲在财务上干出纳。祖父则调到了另一个单位。一家三口（不，是四口，大哥已经在父母结婚一年后出生了。）其乐融融。

    出身贫寒的母亲，工作上十分努力，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没几年，就入了党；而同样出身贫寒的父亲，虽然工作上也十分努力，但在政治上却十分糊涂，在他看来，象这样有工作干，有饭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应该满足了。从来也没有想到在革命队伍里还需要向组织靠拢，向组织汇报思想。因此，终其一生，就没有跨进过组织的大门。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弟兄四个相继出生。其间，又经历了三年大饥荒，虽然父母都在粮食部门工作，但我家与全国人民一样，守着满仓库的粮食，照样挨了三年的饿。看着逐渐长大的四个儿子，父亲开始发愁了：也不知他们长大后能干什么？能不能也象他那样幸运？万一他们没本事，是否还要回村去种地？想到回村去种地，父亲不寒而栗。农民的遭遇他是十分清楚的，让孩子们回村种地，他确实万分的不甘心。还有，这四个儿子，都要娶媳妇，但，房子在哪里？钱需要多少？许多烦心的事让本来十分满足现状的父亲不再那么满足了。

    很快，他就没有心思再想儿子的事情了——他自己的事都应付不了了。1967年初，突然在一夜之间，粮食局院子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说他只抓业务，不问政治。这倒是实话。父亲参加工作近二十年，一直干的就是粮食的计划调运业务。他对此很有兴趣，他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幅大大的单县地图，地图上标出县内各粮站、粮库的位置，他经常对着地图，研究怎样调运粮食才更经济更合算。（这种业务现在叫“物流”，是一种目前很时髦的专业。）文革已经开始半年多了，局内各派勾心斗角，而他却从不过问；说他思想落后，自由散漫。这也不假。父亲虽然已经当了近二十年的革命干部，但思想却仍旧停留在东鱼河畔的那个小村庄里。他的理想，只不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城市版。说他胸无大志一点也不冤枉，和他同时参加工作的早就当局长、书记了，而他，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就是计调股长，干了近二十年，还是计调股长。——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错误，还有要命的——说他阶级立场不坚定，给自己的父亲找了个地主婆作老伴。这可有点冤枉他了。这件事是母亲干的，父亲最多也就是负有不积极反对的责任；还有更要命的——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理由是他曾在国军的军邮局干过，邮局，就是搞通信的，这本身就涉嫌传送情报，而军邮局，不搞军事情报还能搞什么？因此，这个军邮局很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所以，父亲就只能是国民党特务了。对于这最要命的一点，父亲百口莫辩。他辩解道，我只是个伙夫！人家却说，伙夫，也是特务组织成员！你是打着伙夫的幌子干着特务的勾当！电影《羊城暗哨》里的特务头子还是个保姆呢！

    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曾经干过公安的局长策划的。父亲虽然是局里的业务骨干，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买领导的账，因此，引起了局长对父亲的不满。后来从档案中发现了父亲有一段军邮局的经历，就以此大做文章。发动起了对父亲的批斗。那一段，是父亲最难熬时候。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也没人相信，还要天天挨批斗。有好几次，他都不想活下去了。幸亏母亲、祖父、还有祖母（就是我那位地主婆奶奶）好言相劝，才没有走上绝路。

    好在文革中的形势瞬息万变。没过两月，局长就随着山东的“反逆流”运动倒了台。父亲被强加的国民党特务的罪名也就烟消云散了。前一段受压的那一派掌了权，对局长及其亲信如法炮制。父亲虽没有参与他们对局长的报复，但心中无疑是同情他们的。

    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后顾之忧的父亲，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儿子们来了。1968年，文革中的第一次征兵，他把大哥送进了部队；1969年，我刚初中毕业，他就要我报考高中。我这时对上学早就没有了任何兴趣，而那时报考高中，只要求通过一次很简单的文化测验。但就是这最简单的文化测验，我也交了白卷。我当时只想等到下一次征兵，当解放军去。

    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两次征兵、两次招工中，我都因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同时，大哥在部队里的入党、提干，也都因为政审而迟迟不能过关。原因是，这时局长他们那一派又重新掌权了。他们虽然不再说父亲是什么国民党特务了，但只要是搞政审的人一来调查，他们就以“历史不清”这句话来概括父亲那几个月的历史。在文革中，“历史不清”是个很可怕的词。历史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叫“历史清白”；有点小毛病的叫“历史清楚”。既不说你有毛病，也不说你没毛病，只说你这一段历史组织上不清楚，这就给了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搞政审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只好绕着走，因此耽误了好多人的机会，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悔恨交加。他后悔当初接了那个差事，如果当年不在天津停留，直接回家，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就因为当年的一念之差，影响了两个孩子的前途，说不定后面还要继续影响小三、小四！据母亲说，他曾经几次当着母亲的面后悔的痛哭流涕。想象一下一个大男人痛哭流涕的样子，那才真是叫人心酸啊。他也曾当面对我说：“小灿，是爸爸对不起你啊。”

    恶梦般的文革终于过去了。我们兄弟四个先后在两年的时间内考上了大学。在我分配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家宴上，父亲第一次对我们兄弟讲起了他十几年前的那个心愿。他说，那时候觉得你们四个中能有一个人住进招待所，吃上会议餐就不错了，没想到你们四个现在都能够住招待所，吃会议餐了。我满足了，真的很满足。听到父亲最大的心愿竟是让我们住招待所，吃会议餐，全家人不由得都笑了。我说，住招待所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有钱，住就是了嘛。再说现在高级宾馆、酒店多的是，为什么非要住招待所呢？

    父亲说，现在看来，住招待所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能够住进招待所，是真的了不起。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晚年的父亲很满足，真的很满足。因为他的心愿实现了。

    首发时间：2011-6-21 17: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