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带刺的「斯大林颂」
一首带刺的「斯大林颂」
──译介曼塔尔斯塔姆的「遵命」之作《颂歌》
(瑞典)傅正明
苏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次访谈中幽默地说：「依照我的鉴赏，写斯大林的最佳作品是曼塔尔施塔姆一九三七年的《颂歌》。……假如我是斯大林，我会立即割了曼塔尔施塔姆的喉管。」
可惜的是，苏俄犹太裔大诗人奥斯普·曼塔尔施塔姆（以下简称奥·曼）这样一首长达八十四行并未完稿的残篇佳作，今天在中文领域还没有全文译介，仅仅有人引介过寥寥数行，且不明就里。反讽的是，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遵命」之作，但奥·曼自言他一点也不为这首诗感到羞耻，多次当众高声朗诵。
这首诗的创作缘起是：一九三三年，奥·曼见证了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合作化政策的灾难性後果，目睹了成群结队骨瘦如柴的「饿死鬼」，在朋友小圈子里朗诵了他并未写成诗稿的短诗《斯大林的警句》，讽刺「克里姆林宫的山地人」，把这个「胖子」指为「未来的人民的犹大」。其中一位「朋友」告密後，奥·曼於次年被捕，处以三年流放的惩罚，妻子娜杰日达伴随他苦度艰难岁月。据说有人建议诗人另写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以求减轻处罚。诗人因此写了这首《颂歌》，後人题为《斯大林颂》。
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
在译介这首诗，广泛参阅诸家评论时，我觉得它的诗题，可以套用惠特曼《草叶集》的一个诗题，增添为「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先看看诗的开头：
假如我把木炭用作最高的赞美──／赞美一幅画不掺杂质的兴高采烈──／我将用最精致的光线切碎稀薄的空气，／体验焦虑和警报的混合。／由此造成的特徵也许能反映「真实」，／浸泡於临近大智大勇的诗艺。／我将谈论转动世界车轮的他，／为了一百个人关注的海关。／我要赞美那眉宇一角，／再次赞美，继续一种尝试：／看普罗米修斯如何把木炭点燃──／埃斯库罗斯，看我如何描绘和哭泣！
当然，诗贵含蓄，没有必要真的添加诗题。奥·曼的前一种歌唱，是从历史和诗学的高度高屋建瓴的自我的颂歌，後一种歌颂，是一幅名为歌颂实际上隐讽带刺的漫画。诗人借鉴绘画中的明暗对照法，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首无题诗中表达的那样：「像明暗对照法的殉道者伦勃朗，／我已经深深潜入失语的时代」。换言之，哪怕在那「失语的时代」因为言说而再次罹罪，诗人也准备著接受「殉道者」的命运──既为信仰也为诗歌的双重殉道。诗人把为人类盗火受难的普罗米修斯作为效法的崇高对象，以埃斯库罗斯作为悲剧诗人的典范，甚至以他们自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转动世界车轮」、叱吒风云的斯大林。此言不假，但诗的妙处在於诗人并没有挑明这个「他」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还是把世界的车轮转动到原始的野蛮时代。译为「车轮」的原词ось，也可以译为轮轴。有人认为，该词可以暗指「轴心国」，即二战期间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为中心的法西斯联盟。照此看来，斯大林推动的是法西斯碾血的车轮，是极权主义绞肉机的轮轴。
《颂歌》中的「隐喻密码」
三十年代以来，由於严酷的审查制度，奥·曼就开始看重诗的「隐喻密码」（метⅱфорического шифрⅱ），相当於中国自由思想者陈寅恪的「今典」与「古典」合用、暗用的隐语，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诗歌境界的时空，并且利用斯大林和审查官不懂诗的弱点，巧妙地逃脱了他们的眼睛。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少数慧眼识珠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例如第三节的诗行：
画家，捍卫和守护这个武士吧：／用丹青用蓝色的滋润的森林／环绕他，不要用非全整的无思想的／形象辜负父亲的期望。／画家，协助无处不跟你在一起的他，／他在推理，在感受，始终，始终在建树。
依照俄语专家的诠释，译为「守护」的охрⅱняй一词，以谐音暗指охрⅱнки，即沙俄秘密警察组织。译为「武士」的бойцⅱ一词谐音боя?рин，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治下的特权大贵族。「蓝色的滋润的森林」，暗指俄罗斯传说中女巫芭芭雅嘎（Бⅱбⅱ-ⅱгⅱ）出没的森林，这个邪恶妇人靠吃小孩「滋润」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要说斯大林「始终在建树」，这里的动词строит没有宾语。他在「建树」什麽呢？建树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塑像，後来大多被推到的垃圾。接著，诗人这样勾勒斯大林的形象：
他从讲坛阔步走来，仿佛走下高山／进入头颅的土丘。……
「头颅的土丘」（В бугры голов），依照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明指列宁发表革命演说的新闻影片中群众攒动的人头（斯大林演说时台下同样人头攒动），暗指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大开杀戒在城墙外面悬挂示众的头颅。诗人敏锐观察到「革命领袖」的蜕变，见证了历史的荒谬：向暴君俯首称臣的头颅，同样可能成为砍下来悬挂示众的头颅。此处「古典」「今典」合用的另一个佐证是：斯大林曾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关於为俄国人民发展电话的计划，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的工作。对於反革命和叛乱阴谋来说，很难想像有比这更灵活的工具。」。可是，斯大林本人总是手握电话，有多条线路，因此，曾经协助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布哈林，等到自己被捕遭难时，赠送给斯大林一个绰号：「手握电话的成吉思汗」。
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下面诗行译自《颂歌》的最後两节，仔细琢磨，同样可以看出「隐喻密码」和反讽的对比：
每个乾草堆，每个谷仓／都如此强大、乾净和鲜亮──一份生生不息的动产，／人类的奇迹！愿人生更恢弘。／幸福挥舞著棍棒。／／在我的意识中倍加（连翻六倍地）珍惜／日渐见证的劳动、斗争和收获，／他的全部浩荡之旅──穿过大平原，／穿过列宁的十月──抵达它守信的应许。／进入前方加宽群众头颅的土丘：／我成了其中的小不点儿，没有人会蓦然瞥见我；／与我相逢只在善意的图书里儿童的游戏里，／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
引诗中前三行似乎是伪宗教「礼拜仪式」上的热情歌颂，第四行却出现解构的逆转。诗人「见证」的「劳动」，可以解读为「劳改」，「斗争」，可以解读为「革命大批判」。接著，诗人以宗教修辞来「神化」列宁和斯大林，俨然如神的伟大领袖与盲从的群众，与作为「小不点儿」的诗人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看来是诗人自贬，可是，笔锋一转，诗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诗歌信念：「我将再次起来言说正在闪光的太阳」。此处「太阳」，究竟是列宁、斯大林的「太阳」，还是普希金一样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靠读者明鉴。它也可以借用奥·曼的《沃罗涅日笔记本》中近乎墓铭的一首诗（一九三五年五月）来相互阐发：「是的，我躺在地下，双唇还在翕动，／我说的话，每个学童都会铭记……只要地上还有一个奴隶活著」。
由此可见，奥·曼竖立的诗的丰碑，属於「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属於在革命的浑水中赢得「收获」的权势者。
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