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风气篇（中）

中国人的性格：《风气篇》

杨道还

社会风气的势，理与利

（中）

对于社会风气的势，不宜一味屈从。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不屈从，显然是不“利”的情形。使人得其利的道理容易接受，这是势利之徒的专利，受其影响的人多。见利而不为所动的道理，不容易被人接受，实行的人就少。当社会风气恶俗的时候，只能凭籍这少数人的坚持才能逐渐扭转这个风气。这样的坚持就需要有个站得住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个义，是《孟子》的核心思想。义是比势和利更高的原则。势利之徒所能得到的总是一时之势，树倒猢狲散；近利小利个人之利，随着势来，随着势去。而义是常在的，注目于远利众利。

孔孟对势的不经意，与刻意尚行，故意立异于流俗而自高是两回事，这两人是非常现实的。“因利而制权”（《文心雕龙·定势》），“乘利而为制”（《孙子兵法·始计》），是利用势的益处，孔孟不是不知道，孟子对此与人争辩尤多。但孟子认为应该“先义后利”，义能生利（《孟子·梁惠王上》）。

孔孟认为，利应该以其道得之，这个道就是正道和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孟子继承和发展了此意。孟子之书内容远较《论语》芜杂，不易贯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孟子与不同学派多人辩论，在指出他们的不足用之时，孟子自己的观点显得支离——即不同趋向的发展，读者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

孟子对利的辩论，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而是“政治”，即，孟子所讲的义或利总是有多人利益在里面的——不是为了君王一人之利益，也不是为了任何一人之利益，而是“众乐”；不是局域的一群人的利，而是整体天下人的得利的原则。读者若以自己牟利的经验去读孟子（即雅斯贝尔斯所讲的“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当然会扞格不入，这是《孟子》难读的另一个原因。孟子对利和势的论辩一旦理清源头，是非常简单的。

义的本身就是宜——人群中的宜，是本该如此的意思，利作为一端已经包含在其中：“义者，利之和也”（《易·乾·文言》）。“和”与冲突相对。存在义人必然有利，使别人不利的不是义人，所以有“义能生利”的逻辑。

至于如何生利，别的方法也能生利生大利，孟子就很不耐烦讨论这类的问题，因为这与他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讲的是人群如何“并育而不害”。打个比方，孟子讲的如同是“食，性也”。别人不知道这是根本，却来与他辩论应该吃什么大补，吃饱了还要吃是不是性，为了廉洁而饿死等等。孟子不反对大补，贪吃，或追求名声，他讲“好货”，“好色”都无妨（见《孟子·梁惠王下》），何况这些。孟子就是要讲一个何为根本，别人却来用不相干的东西打岔，难怪他不耐烦。一个笑话中讲，医生给一个肥胖的人建议，晚餐只吃一个馒头，这个人问，“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这样的不知本末，在馒头上容易懂，在社会问题上就不容易懂。孟夫子常碰到这样的本末倒置的人，他如果听到这个笑话，大概笑不出来。

孟子所讲的义，即是现代所谓的“竞合”（Coopetition, cooperation-competition theory）。竞和争本来是两个意思，现代人将其合在一起，就只剩下争的意思。竞的努力，是每个个体自身的努力，各自的发展。争则是个体间的冲突，争则不能相容。例如“物竞天择”，解为物“争”天择，就有弱肉强食。在自然界，各个物种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才有繁盛的生物圈。物种以各自的生存之道互竞，虽然有不同种动物弱肉强食，在没有人的干预的情况下，这个原因很难导致物种灭绝，即使被捕食物种的生存之道的破坏。竞导致生机盎然的平衡，争只能导致动态的变化。只知道争，不知道有竞，就会只见死道，不见生机。这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在人群中讲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就是要人吃人，连禽兽也不如了。老庄孔孟两千多年前讲的道理，现代社会却要社会实践碰壁之后，才重新发现。

竞合所得到的是富，以富为利。这个利就是庄子所讲的“有万不同谓之富”的富，这样的富不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所能达到的。在自然界，热带雨林物种丰富，而在蒙古高原，即使牧草连天，牛羊成群，也属于物种贫瘠。在中学，所有的学生都专注于高考的科目，其他知识贫乏，即使能声称基础教育成功，也称不上富于人才。在大学，所有教授都以某些标准，统一严格考核优秀，这样的大学也称不上是好的大学。只有那些藏龙卧虎，能够容纳各擅胜场的奇人异士的大学，才是富于教授的大学。这是“好大学在于好的教授”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对于竞，李宗吾曾经有个精妙的解释，他说人的争有两种，一种是与自己争，反求诸己，一种是与别人争，进攻他人。他主张社会规则应该鼓励，先要有与自己争，用力独深者胜；而不应鼓励大家混战，两败俱伤。在后一种情形下，即使胜者也可能是个竖子。李宗吾所讲的这两种争，前者就是竞，后者才是争。以科举或高考为例，这两者都是老子讲的使民争的一类东西。在这两者中胜出的，有很多只会争的人，过了这个独木桥，这些人既没有外在的目标，也没有内在的动力，即使聪明机智的人，也逐渐颓败成一无用处的废物。而用力独深者，反而经常有被淘汰的情形，这不仅是这些人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人群在一起各自为自己幸福努力，是竞。宣传一种善，推销一种美，人们的发展空间偏狭，就会争。所以孟子说，唯利为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里问题就出在争，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相争，得到配偶，饱腹即止；而人比动物多了一个层次，心，只能在心“饱”了之后才会停止争，而心是无限的，争也无止。即使在人们在数学上只知道三是最大的数目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很多，以至于无限。老子讲：“虚其心，实其腹”，是针对这类情形而讲。栗本慎一郎的《穿裤子的猴子》关于人类战“争”一章，描述了人类特有的极端的争的现象，却没有给出解释。

对竞与争的真正理解，能够解释很多现在中国的社会现象，这里涉及的问题众多，不能展开说明，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说明。庄子说：“（言的界限）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庄子·齐物论》）。竞的意思是，一种言论思想的自我发展，使之圆融丰足；而争则是与其他言论思想争论。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有竞的存在，只知道有争——只知道否定之否定，批评之批评才算是有思想——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展出思想的。要知道，提出那些有效的否定和批评之前，哲学家先是要潜心够深，有能够窥破那个机关的深心独运。

孔子说：“君子不争”。这句话是对颜渊，原宪，子贡，子路，曾参这样的人讲的，是对有志于道，想达到朴德的儒家君子的人讲的，希望他们自竞独深，不拘一格。很多人对此有误解，认为孔子在讲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争，这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了。孔子说，“我战则克”（《礼记·礼器》），即在战争的时候必胜，这哪里是不争的束手待毙。孔子的争，先竞后争，竞重争轻，实际上是讲克敌需要我先有克敌的修为。没有这样的修为，先机即便是唾手可得，视而不见也无济于事。不是命运垂青有准备的人，而是没有准备的人，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因为一件事之成往往在于一线，而败一件事却可有很多种。

再好的学术，满心成见的人，也很难真正理会，更遑论在自身应用。一种好的学术，能理解多少往往在于一个人自己的程度，读《老子》，《论语》尤其如此。知道这一点，即能知道老庄孔孟之书的印心之用。仁人君子不争；对于普通人，孔子只希望能够“使无讼”而已；而孔子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仁不让”之必争，这一部分由孟子继承并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