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命运 （摘自《西方的没落》）

”当然，那些浅见之徒，永远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对任何只为明日的觅路者而设的观念，他们对本书立刻发出呼喊，指为“悲观主义”。但是这些人只是以为探求行动的本源，即等于行动的本身，只是热衷于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我的书不是为这样的人写的。“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听听一百年前这位高人对民主本质和现状的惊世预言和分析：

   ”当时的人们，虽然权力在手，却仍为“普遍真理”争论良久， 议论未定，兵已过河， 以致实际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梦想家们掷落在一旁。”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没有金钱，宪法的权利根本一无所用，有了金钱，方能够妙用无穷，予取予求。”

                                           民主的命运

                                       作者：（德）斯宾格勒 / 翻译：陈晓林

                                             选自 《西方的没落》第十九章

    在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只属于知识分子的领域。 西方早起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几件大事：路1789年8月4日夜晚法国的“阶级大会"，“网球场的誓约”， 以及1848年5月18日普鲁士的“法兰克福会议”， 可算是历史上无比高贵而纯洁的事件——当时的人们，虽然权力在手，却仍为“普遍真理”争论良久， 议论未定，兵已过河， 以致实际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梦想家们掷落在一旁。但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目的，却也并不落后，一径潜滋暗长，终致，人们开始了解到一项事实：只有拥有金钱的人，才能利用宪法的权利，民主的权利。事实上，选举权的功能，竟能够发挥到，接近理想主义者所以为的高度，则必然是因为：有组织的金钱势力，尚没有从中操纵竞选者的缘故。一旦这等势力出现于政治舞台，则选票也不过只是徒具形式的公众意见的记录纸而已，对于真正操纵政治的权力结构，已不复具有任何正面的影响。

   表面上，西方的，议会式的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径庭，因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参政权，根本从未成立。但事实上，如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民众，也只是在”选举区“中，被集体操纵的一群，相对于政治的”主体“而言，也仍只是”客体“而已；这与巴格达人民对其教派统治，拜占庭人民对其僧侣阶层，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对其统治结构所表现的集体服从，根本绝无什么不同意义。自由，永远只是纯粹的负面现象。自由表现于对既存传统，王朝，教主的摒弃，但是事实上，实际的政治权力，依然存在，绝未削减，只是有这些体制，转入于新的力量中--如政党领袖，总统，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对于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众仍只是无条件地被动的客体。

   古典人民的基本权力，曾伸展至拥有最高的国事与司法的职权。为了施行这些权力，人民乃集合于所谓的”公会所” （Forum) 中。 其实， 在“公会所”中，人民只是欧几里得式的“质点”，被具体地集拢起来，以充作古典风格的政治影响程序下的客体而已，政客们可以用具体切近，诉诸感觉的手段，左右这些人民-- 举例言之，这些手段包括：施于每一人眼前及耳边的雄辩之术；包括很多我们看来，简直厌烦不堪，难以忍受的方式，如呜咽不休，擂胸顿足；对听众作恬不知耻的谄媚，对敌手撒异想天开的谎言；冠冕堂皇的辞令，慷慨激昂的陈词；还有游戏与表演，威胁与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金钱。金钱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400年的雅典，便已现出端倪，到了凯撒与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便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高潮。到处都是一样，选举的活动，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开始，即已成为各政党候选人的战场，同时也即是迎接金钱源源进入的所在。而从查马之战以后，金钱的数额越来越趋庞大，“个人手中能够集中的财富愈巨，则政治权力的争夺，发展为金钱问题的程度便也愈大”。 西塞罗这一段话已足以说明一切，无需更做赘述了。然而，从深一层的意义来看，若认为这是贿赂舞弊，仍是为中肯 qi之言。这不是什么多了行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达到其成熟状态时，便已注定了必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西元前310年的克劳迪斯（Censor Appius Claudius), 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腊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张宪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国革命时代的罗兰夫人 （Madame Roland) 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中，确实不会在公民参选权上玩弄狡狯，也绝不会采用更改选法，以图利己的政治“艺术”——但他所有的努力，只不过为这些“艺术”铺路“而已。并不是民主的体系有利于舞弊，而是从最初应用民主政治开始，种族的特性便已出现，金钱便已发挥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控制了局面。终极而言，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将金钱的运用，描述为一种堕落的标记，是颇不公平的事。

   罗马的公职，自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以来，由于所需资金甚巨，往往使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选举的资金，或用于邀请所有选民晚餐，或提供角斗表演的免费座位，甚或登门送上现款——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 选举的资本，庞大惊人，有时达数亿银币之巨。以罗马一地所蓄积的款项之充沛，而西元前54年的选举，由于动用太多的款额，竟使当时的利率，一时从4%，剧升至8%。凯撒竞选“护民官”时，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苏必须为他签约担保二千万银币，那些债主方肯让凯撒离去赴任。而在凯撒竞选“最高僧侣院”的职位时，由于信用过紧告贷无门，几乎毁于一旦，他的对手卡特拉斯 （Catlus）， 竟能认真考虑向他提出贿赂，逼他撒手。但是，对高卢的征服与开发——这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动机——终使凯撒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凯撒之所以积聚巨款，就如今天南非的罗德兹一样，乃是为了权力，并不是如凡理士（Verres) 一样，或甚至克拉苏那般，只是由于喜爱财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苏首先，但主要是一个财政家，其次才算是政治家。而凯撒掌握的， 则纯是事实: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没有金钱，宪法的权利根本一无所用，有了金钱，方能够妙用无穷，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