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生到公知，差了点什么？

儒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品。广义来讲，儒生不限于孔夫子的门徒，原儒一派讲仁义礼智信；原道学一派讲道德自然；近代复古派讲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现在的左派讲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右派讲人权民主普世价值。大致来说，上述人等虽然时常相互诋毁，但基本上可统称为儒生。

儒生的道德至上

儒生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如果一定要比较，两者之间类似高中生与资深工程师之间的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儒生一直有升华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虽然，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说法有些玄乎，但从儒生转化成公知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

如果近距离观察近现代公知-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有成就者多为那些对理论研究一直感兴趣，同时有着丰富实际生活工作经验的人。实践课不及格，一直是儒生们高中无法毕业，蜕变成为大众公知的主要原因。

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儒生们只能围着伦理道德转圈圈，道德也是多数儒生们唯一的实践经验。儒生因此发明出种种道德至上说，认为道德的力量足可以国富民强，民族和解，消灭贫穷，战争，疾病，不幸等等，解决所有的问题。同理，上天爱人，不会无缘无故的降祸于人间，天灾都是行为不道德所导致的恶果。

儒生们道德至上的思维定势，折射出的是小国寡民的自耕农心态。不打破这种心态，儒生很难进入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

独立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吗？

现代公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自耕农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躲进自家的菜园子，吟诗作画，自得其乐，西方有乌托邦理想国，东方有桃花源。但是，市场经济打破了这一切，它彻底拆除了自耕农们的围栏。市场经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意味着政府参与，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享与再分配，意味着潜在的官僚腐化，意味着税赋，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垄断与兼并，意味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它既创造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经济繁荣，又伴随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

现代西方因此没有道德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西方的主流公知，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将自己所宣扬的道德深深地根植于利益的土壤之上，其道德最后都着眼于利益的取得和分配。在西方公知眼里，正义，公正，平等，人权等等道德观念，从来都是为了维护或帮助某些人取得某些利益而存在的。在他们心中，利益是本，道德是末。讲道德，就是试图去证明某个人或某群人获取和拥有某些利益或特权的合理性。

美国保守主义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公知领军人物William F. Buckley Jr.，其之所以受到保守派的尊崇，是因为他发明了使用宗教道德为富有阶层辩护。在他的道德体系里，富人的财产是上帝对勤劳，节省，智慧和重视家庭价值的奖赏，富人是为上帝上帝工作，是在人间尽职为上帝看守财富。他竟然由此推论，穷人是上帝对懒惰，依靠社会救济，婚外生育，不重视家庭价值的惩罚。

大大方方地谈利益

道德与利益本是孪生兄弟。道德是个人与集体或一利益集团与另一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一个人自己活着，不与外界发生往来，不存在道德问题。但市场经济中，永远与外界隔绝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道德的最高准则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本质上是与大家分享利益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脱离利益谈道德，只是清谈。

大大方方地挑明自己的立场，别试图做出一副不偏不倚独立知识分子的模样，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位现代公知。从儒生到公知，不缺高尚的东西，缺的只是些看来近似肮脏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