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谈农村青年的生存困境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四年

去留何计——危机下农村青年出路何在？




几十年来，在中国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几亿农民选择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用血汗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下了路基。但在当前危机之下，曾经吸收了大量农民工的城市无力再去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如今人口流动实际上正在逆转，更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




无论是打工还是回乡，农村青年的未来都极其艰难。




城市里




官媒热衷于宣传农民工进城勤劳致富的传说，本月内就接连抛出了“装修工人月入数万元”、“某外卖小哥三年挣下百万”等故事，彷佛在中国从事体力劳动是前途大好、收入颇高的——但这幅风景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与这种“勤勤恳恳就能得到高额回报”的宣传相反，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不利的一方，无论是对于可能长至十几小时的工时、低廉的工价还是高负荷的工作量，都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而在极辛苦的工作之后所获得的也并不是数额惊人的报酬，反而常常是低至每天一两百元的工资。




工资之外，农民工的福利也极度有限。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打工并不能积累下足以养老、看病的积蓄。“那养老金呢？”——很不幸，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单位、地点的不稳定与低收入决定了其在缴纳养老保险、医保时无法达到城镇职工的水平，医保缴费年限的提高更是使农民工在城市参保几乎成为幻想。于是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几乎完全不可能获取与城镇职工对等的医疗、养老待遇。




而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民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基建、制造业的衰退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由此导致了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




这样的城市无法给予青年农民工未来。相比于同龄人，教育资源匮乏、贫穷代际传递使得大部分农村青年在进入城市后即使有幸找到工作机会，也只能选择低薪高强度的工作——而上一代农民工已经证明了这并不会给予与付出相应的回报。




那么，“回到家乡”是农村青年的出路吗？




根据南华早报2024年1月4日报道，农民工返乡导致了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出现了二十年来的首次增长。2022年第一产业（农渔矿业）就业人口增长600万。面对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农业农村部曾经宣称政府部门“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落实就业帮扶政策”，有效解决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各地政府也纷纷鼓励“县域就业”，推动农村青年前往三四线城市就业。




但这既不是农村的出路，也不是农村青年的出路。这进一步体现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共统治走入死胡同、无法再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决定了推动返乡农民工在县城打零工并不会促成什么崭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会因为发明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一类的名词而有所改变——更何况这种 “县域就业”往往集中于零工领域，稳定性和工资几乎一样低，既不能拉动县城经济，又不能维持青年的生活。所谓帮助农民工返乡发展、就业增收，大抵都是官方的套话。农村青年返乡后所面临的不是“专属于青年人的创业、干事机遇”，反而是在凋敝经济下更严重的生计问题。




日本化？




中国与日本1990年以来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相似性使得“中国日本化”成为了一个广为关注的话题；但中国的种种现状决定了中国的“日本化”并不会简单重演日本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工作稳定度、福利保障与泡沫破裂时仍有终身雇佣制度、更高福利的日本相比薄弱得多，这一现实在发展水平低得多的中国农村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养老为例，在农村，每月100余元基础养老金当然不足以作为养老的保障，所以到了退休年龄后不得不继续工作成为了农村老人的常态；而中国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劳动人口减少与老龄化更加深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如此种种客观差异决定了“日本化”的进程将更为残酷、爆炸性，对中国经济产生比对日本更大的影响，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损害。




工作稳定性正在危机中消失，所以与其牺牲新年回家的机会在岗工作，很多农民工宁愿直接“提桶跑路”（即离职）。在这种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中所酝酿的不满、在危机中所遭受的苦难最终会成为劳苦大众反抗的导火索，而受到更严重压迫的农村青年必将在这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