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江、朱、胡、温成了被缅怀的领导人?

为什麽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成了被缅怀的圣人？(ZT)

  香港逆权抗争愈演愈烈、香港社会陷入血与火的暴力冲突之际，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一段前总理朱熔基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访问香港时的讲话。

在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之时，朱熔基专程到香港稳定局势。在礼宾府接受港府宴请时，朱熔基在完全不看稿的情况下，读出一段《狮子山下》的歌词，称与香港共勉，并说“我爱香港”。朱熔基又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港府官员）有责任，我们（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中央政府）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有香港网民留言写道：“懂讲人话的领导，似乎已越来越少。”、“感恩呀，文化人，看了热泪满眶，这才是人话，为家，为国，三尸十一局要跪读。”中国不少网民也怀念当年的朱总理的风采，认为“说这话的人要是多干一届，人民现在要好过很多”。

无独有偶，习近平主持大阅兵典礼，以为自己是空前绝後的“千古一帝”。没有想到，很多民众关注的却是观礼台上退居其次的上届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有网友发帖说：“七十年的主场，他俩意外成了主角！曾经的十年，这两个平民出身的人，在重重压力之下，倡导‘不折腾’，给这个国家带来喘息机会，使得经济空前繁荣，许多人拥有了财富，留学旅游成为时尚，中美关系良性发展，言论也较为宽松。他俩还废除了收容制度，免除了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农民有了微薄的养老金，有了大病医保……”还有人说：“胡温一直强调要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度改革，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愿望并未实现。但他们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愿景，跳出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怪圈，他们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以下两点值得钦佩：第一、不搞个人崇拜；第二、到站立马下车。”

看到以上这些言论，我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大概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下台之後，他们居然成了许多老百姓心目中的圣人、救星、严父慈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开倒车、搞个人崇拜、一带一路“大撒币”、横挑强敌等做法招致民怨沸腾，朱、胡、温就水涨船高、甚至让人怀念，这跟此前中国流行的“膜蛤文化”（隐喻江泽民）如出一辙。

《纽约时报》曾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多年遭受嘲弄之後，江泽民现在成为了某种时尚教主，成为了玩笑性质的亚文化「膜蛤文化」的偶像。江泽民的追随者称他为「长者」，在微博、问答平台“知乎”、以及人气消息应用微信上，关於「长者」的内容不断冒出。「蛤丝」们曾经嘲笑江泽民古怪的行为方式和衣著装扮，如今却在热烈讨论他的哪些地方很可爱。有人说，把江泽民的品质正面化是一种隐晦的对比方式，可以解释为对习近平的批判。「我个人觉得江并没有比习好很多，」前记者文森特·朱(Vincent Zhu)说，但「『膜蛤』是一种反驳习大大、彭麻麻这种廉价宣传的方式」。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思考和演说，很多名噪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都如此思考和言说。以“说话大胆”而备受赞誉的清华教授许章润和北大教授张千帆等人，或肯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六四开枪杀人可以轻轻略过），或认定中国“八二宪法”之庄严宏大（而忘记了宪法序言中违背宪政原则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却能暴得大名，甚至被视为“中国的良心”。

然而，在我看来，这类言论和心态的背後，是一种可悲的、升级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奴在心者”和“人质性格”的自然流露，是即将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对曾经坐稳了奴隶时代的憧憬与向往。这类言论的流行，彰显出当代中国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罗大众在德性和智性上双重的溃败沉沦。

首先，“今上”的胡作非为，并不能反衬出前朝的生活有多麽美好、多麽幸福。不能因为习近平比江、朱、胡、温更坏，就得出江、朱、胡、温是理想型的统治者的结论。江、朱、胡、温时代比今天的习近平时代来，确实稍有宽松的政策和空间，但就本质上而言，中共之暴政七十年来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春天”或“解冻”。

以江、朱、胡、温四人而论，他们都有过苛政猛於虎的作为：江泽民血腥镇压中国民主党依法组党申请和法轮功运动，朱熔基让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埋下今日东北经济溃败的祸根，“河蟹大帝”胡锦涛杀戮藏人及打压零八宪章运动、抓捕并重判刘晓波，“中国影帝”温家宝则口说普世价值、暗地里敛聚百亿财富……这几名共产党领导人，绝非善类，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敬重。

其次，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中共统治者全都是未经过选举而执政，全都是非法统治之“僭主”。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论，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九年，却从未投票选举过各级领导人或民意代表。约瑟夫·熊彼特说过，“民主不过是给人民一个机会，接受或者拒绝某个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直接、亲自去行使统治权。对政治家来说，民主也不是要他做俯首贴耳、亦步亦趋的“人民公仆”，而是“个人通过赢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竞争政治领导权”。所以，中共的统治，无论谁在位，都是非民主和反民主的。

依照艾德蒙·伯克所说的，“无代表，不纳税”；依据康得所说的，唯独遵循“天上的星空及人类内心的道德律令”，民众有权拒绝向未经授权的政府纳税乃至奋起颠覆其暴政。以此而论，那些被中共法庭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监禁的囚徒，都是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勇士。爱自由的人必定反对每一个“僭主”，不能因为这个“僭主”比上个“僭主”差，就缅怀前一个“僭主”的“德政”。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习近平之後若出现一个比习近平更糟的统治者，那时人们一定又会将习近平描述成旷代圣君。

第三，出现这些吹捧江、朱、胡、温的言论，是中国人的一种“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叙事及生存策略。人们不敢直接反对习近平，而用歌颂“太上皇”的方式来讽喻“今上”，这样既隐晦地表达心声，又不至於惹祸上身。中国独裁暴政的历史太长，中国人在独裁暴政的压迫下如蛆虫般踡缩生存的本领和智慧高度早熟，人们个个身经百战、百炼成钢。这种言说和处事方式，是人格上的萎缩，是道德上的败坏，是智力上的懒惰。中国人不愿承认的事实是：用这种精心安排的“打擦边球”的方式，永远争取不到自由和解放。就好像一名中共秘密员警嘲讽某位百变金刚式的“异议分子”的说法：“他永远都安全地处於射程之外。”

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自愿为奴》，仿佛就是一面留给这些吹捧江、朱、胡、温的中国人的镜子。拉·波埃西质疑说，暴君并非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超人，但暴君为何能奴役无数民众？是人民放任暴君横行，造成自己被暴政压制的结果。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於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拉•波埃西十分推崇的雅典人、斯巴达人、犹太人为自由而战的勇气，比如在希波战争中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三百勇士血战温泉关最後全部壮烈牺牲，以及西元前七十三年犹太军民起义反抗罗马人的暴政、坚守马塞达要塞数年之久乃至宁死不屈全部自杀的故事。这是古代希腊人、犹太人崇尚自由，视自由为人生最高价值的历史见证。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少有这样为了自由甘愿献出生命的故事，很多中国人谈起为自由殉难的刘晓波，就自以为聪明地说“他是傻帽”。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当然就只能永远为奴。

(以上转自台湾新头壳报导-余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