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讀《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下）

從另立中心到輸出革命

7-15  明镜网

【明鏡網編者按：本文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資深館員宋永毅教授爲其主編的《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一書所寫的序言，授權《明镜月刊》全文刊登。該書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部分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原文較長，明鏡網分兩部分，昨天和今天連續轉載。】

（續昨）應當指出的是：從為北京援助的紅色游擊隊淪落為毒梟、或以綁架暗殺為生的恐怖組織，緬共並不是唯一的一家。為國際社會熟知的還有菲律賓的毛共“人民軍”，哥倫比亞的人民解放軍，秘魯共產黨的左派“光輝道路”等。“光輝道路”的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的武裝鬥爭思想。

《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國史出版社）

毒害無窮的武裝鬥爭

除了緬共，在文革中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海外著名馬列政黨還有馬來西亞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馬共的遭遇也是另一個興於中共、敗於中共的典範。上世紀六十年代，馬共原本已經計劃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鬥爭道路，但在中共勸說下重拾武裝鬥爭。據時任馬共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7月，毛澤東通過鄧小平要他重啟武裝鬥爭。在中國大力輸出革命之下，1968年6月1日，馬共中央發表《高舉武裝鬥爭的旗幟英勇前進》的指示，向國內外宣布重啟武裝鬥爭。1969年，“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在中共的幫助下在湖南建立開播，以漢語普通話、馬來文、英文等宣傳馬共革命。同年，馬共游擊隊發展到1600余人。1972年馬共修改黨章，將毛澤東思想列為指導思想，宣稱堅持“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本書收集了“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央委托我黨將其有關國際共運的聲明轉交其他左派黨的請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毛澤東會見馬共領導人洪韜（陳平）、裴文、文凱和外國專家柯弗蘭、愛德樂、艾潑斯坦談話記錄（1965年3月19日）”，“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處理馬共主席穆沙要求發表文章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和“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談話記錄（1974年5月29日）”等檔案文獻，都可以見證毛澤東等人當年在馬來西亞的輸出革命。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要搞經濟開放，於是就停止了對馬共的支持。1980年12月，還是同一個鄧小平親自與陳平會面，要求馬共關閉中國境內的廣播電台。1981年6月30日，位於中國湖南的馬共“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關閉，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馬共，不久便如鳥獸散了。只是苦了馬共的原書記陳平，馬來西亞政府不准他回國，中共也不願意收留，最後他只能客死他鄉（泰國）。

在本書中還有一篇“毛澤東主席接見印共左派大吉嶺縣委第二批學習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3日）”1967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嶺縣納薩爾巴里地區爆發了一場農民武裝運動，印度官方和媒體根據事發地點而將這種農村武裝鬥爭的組織和派別統稱為納薩爾主義或納薩爾派，也有的將其稱為左派極端主義。納薩爾巴里武裝鬥爭爆發後很快就得到了各地的響應。其實，這場武裝叛亂背後是有中共的大力支持的。文革中的中共公然培訓那裡的毛主義的極端分子對印度政府進行暴力顛覆。在上述的檔案文獻中，毛澤東就承認他們“有計劃地一批一批地”、至少培訓了“三批”極端分子在北京“昌平軍事學校”學習“爆破技術和製造手榴彈”，以及“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和建立根據地”等。其結果是“過去不曉得怎麽組織游擊隊，到了中國，在昌平學了兩個月，學習怎麽組織游擊隊。回去後，……正在開訓練班。”1967年7月5日處於文革高潮中的《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印度的春雷》，公開支持大吉嶺地區印共的武裝叛亂。

在本書披露的另一份機密檔案“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侯賽因談話記錄（1968年8月5日）”裡，毛澤東還承認中共向印度的叛亂分子提供了充足的軍火，每一支槍配備了“二三百發子彈”。印共（馬列）在那一地區的武裝暴亂一直持續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據學者統計，僅2004-2007年，他們就製造了6215起暴力事件，造成2617人喪生。這一組織被印度政府定性為“恐怖組織”。

本書密檔只是冰山一角

從本書所公布的檔案中可以看到：中共的“輸出革命”的黑手還伸到了歐洲和大洋洲。對意大利、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波蘭等國所謂的“馬列主義政黨”大舉金援，以求實現世界一片紅。毛澤東這一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發現，他們就選中了一個到過中國的名為彼德•貝維（Pieter Bouvé）的荷蘭特工，讓他來扮演毛派積極分子。1968年，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蘭成立，彼德•貝維化名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當了該黨總書記，執行“愚型兒計劃”，以此刺探中國的情報。於是，成就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世紀大騙局，讓中共從頭到尾蒙在鼓裡。一直到了2004年，整個騙局才被揭露。彼德•貝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知不少當時共產國家尤其是中國高層內幕和人事變動，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一線情報。而另一方面，中共有關單位向彼德•貝維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經費”。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非常非常貧乏，但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貝維訪問中國時都不會讓他空手而歸。據資料他從中國總共拿走超過一百萬英鎊。在本書中有一份提名為“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檔案，就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攏一批異邦小兄弟，尋找和培養國際共運的新戰友的心態。毛在這個批示中說：

【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於他們除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交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並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換句話說，這些“馬列”黨是否真的堅信馬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國際朋友、戰友們肯為“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背書捧場。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總是為這些國際小兄弟們不遠萬里前來朝拜而喜出望外，他們在拜謁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同時，都能收到為數不等的“革命支票”。這當然更激勵來自全球各國真真假假的“馬列”們。

毛主義及其輸出革命的政策對世界和當今中國的影響都是一個有趣也有意義的課題。我相信，本書所披露的幾十份機密檔案，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們已經有力地揭露了毛主義的殘暴、虛偽和荒唐。我相信在未來隨著更多的檔案資料的披露，我們對其沈重的黑幕一定會有更詳細和更清楚的了解和認識。

2018年6月6日
於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附件：
《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
目錄

毛澤東主席會見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談話記錄（1955年12月8日）
毛澤東主席同長征、艾地在宴會上談話紀要（1956年3月14日）
毛澤東接見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4日）
毛澤東主席同哥穆爾卡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15日）
波蘭代表團拜會毛主席談話記錄（1957年11月20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一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31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二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1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三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2日）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第四次談話記錄（1958年8月3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公開發表福斯特同志來信的請示》上的批示和覆信（1959年1月1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0月7日）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等同過境我國的蘇聯總理柯西金談話記錄（1965年2月12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馬來西亞共產黨中央委託我黨將其有關國際共運的聲明轉交其他左派黨的請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
毛澤東會見馬共領導人洪韜、裴文、文凱和外國專家柯弗蘭、愛德樂、艾潑斯坦談話記錄（1965年3月19日）
毛澤東接見法國事務部長馬爾羅時的談話（1965年8月3日）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聯合公報（草稿）》的修改（1966年3月）
毛澤東主席接見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第二次談話記錄（1966年3月29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毛澤東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波共楊力談話記錄（1966年12月2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馬共總書記陳平等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發表主席內部談話問題給李敦白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67年8月14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0月5日）
毛澤東在《關於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聯繫問題的請示》上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緬共柯生（德欽巴登頂）等談話記錄（1967年11月26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老撾人民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1月30日）
毛澤東主席對安齋庫治等人關於日本革命道路問題的意見的批示（1967年12月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印共左派大吉嶺縣委第二批學習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對我黨中央就緬共武裝鬥爭20周年給緬共中央的賀電草稿的修改（1968年3月26日）
毛澤東主席在發表緬共武裝鬥爭20周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幾內亞、馬里聯合友好訪華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5月24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斯塔談話記錄（1966年5月28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談話記錄（1968年6月21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澳共（馬）主席希爾同志訪華問題的請示》上的批示（1968年6月28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侯賽因談話記錄（1968年8月5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處理馬共主席穆沙要求發表文章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主席接見意共（馬列）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在康生就搜集資本主義國家國會選舉的材料給主席的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澤東主席同巴盧庫談話記錄（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10月5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話記錄（1968年11月17日）
毛主席會見澳共（馬列）希爾談話記錄（1968年11月28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新共擬派代表團來華會談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68年12月19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幾內亞政府代表團談話記錄（1969年2月28日）
毛澤東主席在巴拉圭共產黨總書記克雷依特等給我黨中央的三封信上的批示（1970年1月12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越共第一書記黎筍談話記錄（1970年5月1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談話記錄（1970年6月27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老撾人民黨總書記凱山等談話記錄（1970年7月15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70年7月29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蘇共十九大擁護者”要求我發表該組織的兩個信件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70年9月22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
毛澤東主席接見伊朗左派革命組織代表的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
毛澤東主席第一次會見金日成首相的談話（1970年10月8日）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會見金日成首相的談話（1970年10月10日）
毛澤東主席在《關於邀請荷蘭共產主義統一運動（馬列）派代表團訪華的請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齊奧塞斯庫談話記錄節選（1971年6月3日）
毛澤東會見奈溫談話記錄節選（1971年8月7日）
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談話（1972年2月21日）
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談話記錄節選（1972年6月28日）
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談話節選（1972年7月10日）
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談話記錄節選（1972年9月27日）
毛澤東主席在《柯生同志同楊光、王仁談話情況的報告》上的批示（1972年11月、12月）
毛澤東會見扎伊爾共和國總統蒙博托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1月13日）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博士的談話（1973年2月17日）
毛澤東會見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的談話（1973年4月20日）
毛澤東會見黎筍、范文同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6月5日）
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談話（1973年6月22日）
毛澤東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總統恩古瓦比的談話（1973年7月29日）
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談話就節選（1973年9月12日）
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談話記錄節選（1973年11月2日）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的談話（1973年11月12日）
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和夫人的談話（1974年2月22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2月25日）
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1974年3月25日）
毛澤東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喬森潘團長和英薩利副團長的談話（1974年4月2日）
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5月25日）
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談話記錄（1974年5月29日）
毛澤東會見李政道教授談話記錄節選（1974年5月30日）
毛澤東主席指示要點（1974年9-12月）
毛澤東同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的談話（1974年10月20日）
毛澤東會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的談話（1974年11月6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勞動黨部書記、共和國主席金日成談話記錄（1975年4月18日）
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柬埔寨共產黨中央書記波爾布特談話記錄（1975年6月21日）
毛澤東主席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談話記錄（197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