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版本刊登在去年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作者将于周五（7月13日）晚间在柏林客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 Church)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朗读这篇文章，以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
1898年，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光绪皇帝结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强行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体系。但反对者迅速发起反击废黜光绪，他的幕僚纷纷亡命天涯。
然而，其中一人留了下来。他就是谭嗣同，一名来自帝国偏远角落的年轻学者。谭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着死亡，但他希望他的死能促使同胞的觉醒。
他是怀着一种抱负做出这个决定的。谭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他发表了一本谴责绝对主义的书。他创办过学校、报纸，就改革的必要性向其他政治人物提供过建议。他完全有理由挽救自己的生命，以便为未来的斗争做出贡献。但这些理由也让谭嗣同意识到，他留下来抗争是多么有价值：骄傲地面对死亡，牺牲于抗拒改革的人之手，可能会有意义，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因此当他的朋友们乘船前往日本或者逃去各省，谭嗣同却在北京的一家小旅店住下，等待帝国的军队来逮捕他。他们很快到达，并迅速带谭嗣同上演了一出不可避免的审判表演。打断表演的是来自朝廷的命令：立即处决谭嗣同。
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前，谭嗣同轻声说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国家所作的努力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从一年前刘晓波因癌症去世，我经常想起谭嗣同的命运。癌症和刽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死跨越120年，在两人之间产生了共鸣。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为一项最终似乎以无望收场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对刘晓波而言，这项事业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证明了谭嗣同无罪；我在想，历史能不能也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交代。
1989年的抗议爆发时，刘晓波人在国外但选择回国。在天安门抗议遭到血腥镇压，他锒铛入狱之后，他本来有机会离开中国，却再次选择留下。在受到第二次更严厉的监禁后，他依然决定留下，继续抗争。他冒的风险不是军队的立刻到来，而是今天所有挑战国家权力的人所面临的不可避免、威胁生命的牢狱之灾。这不是一个求死的决定，而是对这种命运的甘愿承受。
随着他的立场的渐趋温和，他受到的惩罚却越来越严厉，这是他的悲剧之处。刘晓波早年是毛时代的典型产物：容易受到极端、浪漫主义的立场吸引——醉心于华丽姿态和极其粗鲁言论。某种程度上，刘晓波和谭嗣同一样，希望震醒中国。
但刘晓波严格的自我反思改变了他的观点和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抗议或直接的行动，而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行为推动社会变革。他说中国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把民主价值观带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中（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的关系）”。
刘晓波温和的主张汇集成了《零八宪章》，他参与起草了这部政治改革请愿书。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他受到的惩罚不同于谭嗣同的死刑，但这标志着刘晓波个人自由的终结。当时，刘晓波54岁，可以预见他将在65岁被释放，能再活一二十年。但即便他在2020年活着从监狱获释，也将受到永久性的软禁，被剥夺公共生活——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访客——与他的妻子、诗人刘霞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方式一样。
但中国的监狱条件恶劣，而刘晓波没机会得到软禁。
在刘晓波死后，报纸预测他将被人遗忘，声称只有在“个人奋斗和坚持……顺应了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诞生。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的长期趋势。在其统治早期，为了令统治正当化，中国独裁领导人诉诸神秘主义：是历史的力量选择了共产党。后来，1970年代末，持续30年的政治动荡和饥荒结束了，共产党又把自己扮演成缔造发展的独裁者角色：它带来了发展，所以它统治国家。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许多中国人习惯了繁荣，这种逻辑已经在减弱。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开始使用其他理由：他们正在努力恢复20世纪被摧毁的传统，并发誓要创造一种更加道德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但是，如何将这个新愿景与刘晓波等人的遭遇调和起来呢？在一篇文章中，刘晓波就异见人士提出了一个颇有先见之明的观点。他说，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容忍政府把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关起来。
这或许是因为，数千年来，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悠久的历史中，许多皇帝拒绝接受建议，处决敢于谏言的官员。但他们在历史上总是被视为是顽固和昏庸的。
这就是刘晓波的重要之处：他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者面对的根本难题：不是如何提高GDP或收复失去的领土，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政治制度。
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知道他在历史里的责任。谭嗣同目睹中国被一个必须打破的因果恶性循环所困。对于刘晓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看到未来，并把他所见的描述出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他在1988年的文章《论孤独》中写道的一样：
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份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後，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他能在盛世中透視出危机的预兆，在自信中体验到即将光临的幻灭。
中国政府预测刘晓波会被遗忘，这就是对这个预测的回答。刘晓波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位先行者，指出了逐渐逼近的问题。并不是说他的死会刺激反对派，或者实现其他类似的浪漫幻想。但他的一生，他的批评，他的死亡，正在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价值。由于审查，大多数人当然不了解他，但从长远看来，像他这样的人所做的努力意义重大。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幻想，而是在现实地评估公共记忆在任何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自由思想的人——从伟大的圣人孔子，到中国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司马迁——都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遭到忽视或迫害，但却得到了历史的认可。
实际上，中国历史一直都是这样书写成的。说真话的人一次又一次被放逐、处决或在某种程度上被噤声。他们被打败，但是他们再次回来。这是一场与统治者的持续斗争。他们站起来，再被击倒。但他们继续抗争。
终有一天——可能要到几十年之后——那些为了真理和尊严斗争的人会一如既往地胜利，历史将这样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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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Ian Johnson)是一位驻北京的作者，自1984年以来就不时地居住在中国。2001年，他凭借对中国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