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4）：不可思议
马背上的青春（54）：不可思议
贺长文
插队两年多的时间了，与同学们的通讯渐渐稀疏，留在北京工作又知道确切通讯地址的只有江城。江城分在了北京远郊区房山县粮食局，他的工作地点没有离开北京，也没有下乡当农民，在我们这一届同学中这无论如何也算是幸运的。我很想利用这次路过北京的机会与他见上一面，可回京见他实在不易。那时没有联系电话，我们之间完全靠通信联系。他远在房山县太行山余脉的深山里，我们不能及时沟通，他也不能随时请假回家。我路过北京的日期并不确切，我也没准备在京久留，短短几天约他有困难，所以我早早就写了信给他，告诉他我回京的消息和大致的时间段。我盼着与江城见面那一刻。
那天是个阴天，我们约好在西单见面。见了面我们推着自行车从西单向天安门走，边走边聊，东一句西一句的相互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可能是两人的工作环境差别太大，共同关心的事少了也就缺少了共同的话题。由于话不多，甚至有段路，我们俩就是默默地走着，两年前离别时的热情已了无踪影，我不禁有些惆怅，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天安门前空空荡荡，行人三三两两，天色昏暗，阵风卷起的尘土不时扑在脸上，让人避闪不及。天安门到东单只有两站路，我怎么感到那么长。在东单菜市场旁边的一个饭馆里，我们吃过饺子就分手了。与江诚会面，聊得不十分畅快，分手时还感到一丝凄凉。回家後想起这事来我便如鲠在喉，除了一起上学，文革中我们还一起步行串联走了两千里路，相互了解。分别才两年，怎么好好的两个人就从无所不谈到无话可谈了呢？这让我百思不解。我感到苦恼。
在我的眼中，江诚留在北京，虽地处偏僻，但毕竟可以按月回京，可以带书去读；山里有粮站，也必定有人群，虽不比京城繁华，至少有可以交谈甚至交流的人。他家里情况，我只知道他母亲是共产党员，哥哥去了青海地质局，还有个可爱的妹妹。能在北京有个家，有份工作，是当时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啊。可我没往深处想，既然是山里的粮站，就不可能有大批年轻人，更不用说集中很多同龄人，因而可交谈的人并不多。粮店来了个英俊小伙，可能会招来许多买粮食的小“粉丝”，但心怀大志的江诚怎么可能甘于长期蜗居在深山沟里呢？他肯定也是心事重重。
他的处境我不了解，他的苦恼我也想象不到。我们一个人在太行山余脉，一个人在内蒙高原，两颗心都很“高”，却都感压抑。处境虽不同，却同为“沦落人”，四目相对，忧心忡忡对忡忡忧心，哪来的畅谈？也许酒酣耳热之时方能发泄出来，可那会儿我们都不喝酒啊！相对无言也许只是为了保持作为一个男人仅有的一点自尊吧。
我准备回内蒙了。
这是我离京两年多第一次回家。我的蒙古袍子还是光板的，没有吊面，我翻出几件姑奶奶的衣服带走，想着回去後把衣服拆了，请道日玛给拼接起来做成蒙古袍子的面。我的蒙古袍子面子与其他知青的不同，是用黑蓝两色不同面料拼成的。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所以穿上这件蒙古袍子我也不以为耻，何况我用的面料是上乘的，这也算得上是这次外调的收获之一。
那会儿外调全凭个人自觉，去哪儿、干什么、怎么走、何时回，全由自己决定。我也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规章制度，生产队也没这方面的制度，又怕犯错误，所以很辛苦。能借这个机会回家看到父亲已经是个意外的收获了。两年多没见到家人，想家是很自然的事。见到了父亲，自然也想见其他亲人。母亲这时在云南干校，太远，去看一趟不现实。姐姐当时在五台山插队，我绕道回内蒙顺便看看姐姐耽误不了几天。于是我临时决定绕道去趟五台山看看姐姐。爸爸当然也很高兴我去五台山，因为他也长时间没见到姐姐了。我去看看她，也是代替爸爸去看望她。
没想到临离京前我又见到了另一位同学——孟广遐。以前上学时我总要路过他家，常常和他一起去学校。我知道他去了山西，却断了联系。一天从他家楼下路过，抬头看见二楼他家的窗户开着，想着他家可能有人便上去想打探一下他的消息，谁想到正撞见他在家哄孩子。原来他下乡後不久便大病一场，有幸得到生产队和县安办的帮助回京得到及时的医治，才从死亡线上生还，落下耳聋的毛病。他现在一面在家养着病，一面照看外甥女。由于在山西插队的同学较多，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其他同学的信息。他看到我也颇感意外，见我不但抽烟而且两只经常夹烟的手指都熏黄了，特别吃惊。在他的心中可能还是把抽烟看成了恶习，认为我不应该染此恶习，所以吃惊。我们小学就是同学，所以我在他家也很随便，抽着烟更有聊不完的话题。只可惜我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留给我们聊天的时间并不多。
离京前，我专门在新街口的商店里买了一副望远镜和一副马靴，准备将来放牧时用。在北京买的这些东西都是旧货，马靴实际上是坦克兵靴，内衬有硬纸板，这样的靴帮不会向下坠。我脑子里还有回去放马的念头，整天骑在马上是很费靴子的。
我并没有给姐姐带什么，也来不及事前通知她。仅凭一个通讯地址，我就买了去太原的火车票，到了太原转慢车，再转汽车才来到她所在的山村。很好打听，她当时与一帮北京知青一起住在山坡上的一个院子里。这帮知青中只有她是大学生，姐姐的工作是磨面粉。我去了，与她同住的北京知青都很高兴。令我吃惊的是她们以土豆、辣椒为主要菜食，缺油少肉，与我们的生活相差太远。我也没有想到曾经让我十分羡慕的姐姐从“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出来，竟然与我们中学生一起插队劳动，与所学专业毫不沾边。知识没用了，何以谈报国。
能有机会看到父亲和姐姐，是我离开生产队时没有想到的。现在新的愿望得到满足，心里也得到安慰。第二天姐姐带我上山参观了她们村里的大寨田，照了相，我便匆匆往集宁赶。我不敢在外久留，回草原还有那么多事要干呢。
两年多没有回京，这一路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太多了，令我兴奋，也令我失望。情绪的变化并没有减轻我心里的负担，王庆竹协助他老婆摆脱群众监管的事是不是犯罪啊？
到集宁下了车已是傍晚，开往塞罕塔拉的火车要等到次日。买了火车票走出车站，嗖嗖的冷风裹着羊膻味给我送来刺骨的感觉。集宁本是荒漠之地，只因早期有平绥铁路经过，後来成为京包、集二、集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而逐步发展成乌兰察布盟的首府。我是第一次来到集宁市。说是城市，天色刚擦黑街面上就行人寥寥，昏暗的灯影随风晃动，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由于陌生我甚至觉得集宁市与阿巴嘎旗不相上下。那时候我对集宁市的了解就停留在曾经听说过的集宁肉联厂上，就觉得集宁仅是个屠宰牛羊的地方，所以下车便感到风中的羊膻味扑面。
闯进一家旅店，没想到有四张床位的房间已经没有了，只得睡大炕。我在旗里住过一夜的大车店，睡的就是大炕。反正就是一晚上，我也有点累，交了费就住下了。打了瓶热水，吃掉剩余食品，把手提包做枕头，蒙头就睡。朦朦胧胧中感觉屋里进来两位旅客，说了会儿话也睡了。半夜里睡得正香，隐约听见敲门声，我没理会。没想到敲门声越来越大，说话声也越来越大，原来是在挨屋查证件。我醒了，从盖在被子上的大衣兜里掏出证明信备着。不知谁立的规矩，睡大炕都是头在炕沿这边。等查到我这间屋，我也没掀开被窝，伸出胳膊拉了一下门闩，放人进来，顺手递上证明信。来人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和一位旅店职工，他们扫了一眼红色印章，就把证明信退了回来，我则将信塞回兜里蒙头接着睡。由于天冷，伸出胳膊再收回来得暖和一阵子。睡在大炕另一边的两位旅客还在酣睡，来人走过去捅捅他们，那两位旅客大约睡得有点糊涂了，哼哼唧唧，一时没明白来人何意，说话声不免提高。我忍不住了拉下被子扭过头去看，二位旅客不顾天冷竟全身一丝不挂地在翻提包找证明，我不禁想起传说中牧民睡觉的习俗，真是地域近习相近（或许这是居住在北方的人类与虱子博弈的重要办法之一）。我离草原的家不远了。
经这一折腾後半夜再难以入睡了，也许除了天冷，还有快到家的兴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