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的故事

作者: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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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的故事

2007-02-16

 

  第一次听到沙拉(我想她该有中文名字——编者)的名字,是被她独特的教育方式所吸引:“家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谁,都不能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所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孩子赚钱的机会,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可以自行加价出售。”

  沙拉是来中国的犹太人和中国女人的混血;1992年她独自带着3个孩子以新移民的身份去了以色列。从一贫如洗到家境殷实,其间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沙拉对每个家庭成员实行的“有偿生活机制”。

   听说沙拉最近作为以色列钻石公司的中方总代表,已经回到中国居住。于是,我立刻动身,去会会这位犹太母亲。找到沙拉并不难,她现在是上海洋泾地区的名人,不但在医院当义工,还积极参选政协委员,热心政治。沙拉的热情通过电话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吗?沙拉阿姨很漂亮,你一定要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一位57岁的母亲跟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夸奖自己漂亮,还真是少见。

   沙拉的家位于浦东张扬路边一个安静的花园小区顶楼。200多平米的复式房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以色列文化的痕迹。我去的时候快中午了,沙拉刚刚洗完澡,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把我拉到她的大衣柜前,“哗啦”一打开,红红绿绿满满一柜子的衣服。

   “看!阿姨的衣服多不多?!”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又被她拉到另一个柜子前,“这里还有!”又是满满一柜子。她迅速地挑了一件举到我面前:“你猜这件衣服多少钱?”“400块?”“不对,10块钱,我有时也会去地摊买衣服。”“再猜这件?”她又拿出另外一件。“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400欧元,就是4000块钱人民币噢!”

   沙拉拖着长长的尾音,又搬出首饰箱介绍她的宝贝:宝石戒指——是儿子们第一次挣钱买给她的礼物;钻石手链、劳力士金表——也是儿子们送的生日礼物。沙拉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显得很满足。当把一切介绍完毕,她才似乎想起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突然拍着额头说:“噢,你是从《环球人物》杂志来的丫头!怎么想到要采访我的?”

   我把听说的沙拉教育儿子卖春卷的故事告诉她,没想到沙拉勃然大怒:“怎么把我说成这样!说得如此轻松?我让孩子们出去挣钱完全是生活所逼,那样的环境,你们不知道有多艰难!”沙拉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再次浮现在眼前……

   1939年,是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在世界各地,只有上海是唯一不用签证和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它被犹太人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下面根据沙拉的自述编辑:

 

   我的父亲伊迈斯,就是在这一年来到上海的。10年后,他娶了他的保姆——一位苏北农村女子。1950年,我出生了。

   还记得小时候在洋房里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家里很富裕,不但住着花园洋房,还有4个佣人伺候我。1岁时,母亲改嫁了。虽然我没有享受到母爱,但在父亲的呵护下,我还是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我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起,我开始了独立生活。

   “文革”时我的生活一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卫兵把我赶出了洋房,我失去了工作。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嫁人。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人。然而,刚刚结婚,却有另一个女人找上门来,我挣扎着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短暂的婚姻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当我再婚后,我的第二任丈夫始终不肯接受我前夫留给我的儿子,我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了10年,决定再次离开。婚姻似乎总在捉弄我。我先后结了3次婚,3个丈夫分别留给我3个孩子后,都离我而去。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第二年我决定回到以色列。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那个时候孩子们还小,老大以华13岁,老二杰瑞11岁,小女儿才2岁;他们暂时留在国内。当时我已经42岁,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没有什么文化,怎么生活下去是最大的问题。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想起以前在上海菜市场,看到老太太做春卷皮,我便去超市买几斤面粉,回家琢磨。

   大概前后糟蹋了两三斤面粉,我终于做出了第一张春卷皮,我心里的那种喜悦啊,就像中了大奖。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当时一个春卷可以卖一个谢克尔,也就是人民币两块钱,我差不多一个月能卖1000美金。我苦攻希伯来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

  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 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了,你应该教会他们独立……”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

  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 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

  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 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住在防空洞里,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糖果分给邻居小孩。作为交换,让他们教我的孩子希伯来语。在以色列,你会发现任何东西都是有偿的,甚至包括“助人为乐”。

   我为什么会在家里实行“有偿生活制”?其实我刚去时,是个纯粹的“中国式妈妈”。下雨天我送孩子们去上学,然后让他们换上干净的鞋子,把湿鞋拿回来用吹风机吹干,从来不让他们干家务。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并不好。

   有一次,大儿子以华想买一辆自行车,邻居的孩子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好有一辆要卖。以华花了150块钱向邻居的孩子买了这辆车。后来有一天,以华碰到自行车原来的主人,他告诉以华,这辆车当时是100块钱卖给那个邻居的孩子的。也就是说邻居的孩子从中过了一手,赚了以华50块钱。这件事情给了以华非常大的伤害,孩子回来问我:“妈妈,我们不是朋友吗?为什么他要赚我的钱呢?”我无法回答。

   还有一次,我想买希伯来语和汉语的翻译磁带,但这种磁带只有机场才出售。机场很远,于是我买了空白磁带拜托邻居帮我复制一下,他收了我20块钱。因为经历过自行车事件,所以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机场的原版磁带还附带一本书一共只卖15块钱。当我找到邻居询问时,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我的时间不是钱吗?录音机没有损耗吗?我的劳动没有钱吗?所有东西加起来我才要了你20块钱!”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给了他20块钱,然后恭恭敬敬地说:谢谢你,如果哪一天,我的以色列语学好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豪的妈妈。从此以后,我在家里开始实行“有偿生活机制”。

   我的孩子们到现在都非常节约,因为他们知道金钱来之不易。能坐大巴绝不坐火车,能坐火车绝不坐飞机,花公司的钱、自己的钱都一样节约。

   在以色列的时候,孩子们攒了钱以后开始贴补家用,电话费、水费的帐单,都是他们悄悄替我付的。肥皂没有了,孩子们会买来新的,冰箱里的食物永远塞得满满的。只是短短两年,我的孩子似乎长大了许多,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每当生活的艰难要将我击垮时,孩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以华15岁的时候,我一方面开始为他们联系中国学校,一方面送他们去面包房打工。按照我们的约定,他们必须自己挣够回国读书的费用,因为我不会为他们负担一分钱。

   孩子们急于回中国读书,他们觉得卖春卷和打工挣钱的速度太慢了,于是开始发掘中国的资源。他们给以前在国内的小伙伴写信,把自己的积蓄寄给他们,让他们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商品。比如丝巾、中国结等等,寄到以色列。

   老大和老二开始轮流在菜市场卖这些商品。当时中国浙江25块钱一条的丝巾,在以色列能卖250谢克尔。孩子们下午4点放学后就去市场摆摊,送点东西给市场的管理员。管理员会给他们一块小小的地方,孩子们铺上红布摆上商品,一直卖到下午6点。收摊后再去帮菜农搬运蔬菜,这样一小时又可以挣15谢克尔。最后,菜农还会送些卖剩的菜和水果给他们,孩子们就拿回家来做晚餐,这样又省了菜钱。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地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12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老大说因为他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酬金。我决定支付500谢克尔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还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它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在特拉维夫开的中餐馆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就餐。经营了3年,在餐馆最鼎盛时期把它卖掉了,这次的收获是5万美金。

  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后,我竟然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来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孩子们回到中国读大学的时候,中以之间的贸易做得更频繁了。以色列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钻石,杰瑞开始一点一点地积攒财富,到了一定时候换成一颗小小的钻石,然后拿到中国来卖。那时候在钻石圈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杰瑞,他们叫他“小犹太”。

   孩子们在中国读完大学,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兄弟俩先后回到以色列。在等待服兵役的日子里,老二去中餐馆打工,一个来吃饭的军人注意到他:“这个中国男孩子这么帅!”然后问杰瑞在这里干什么?杰瑞说在等着服兵役,军人很吃惊地问他:“你凭什么当兵啊?!你会希伯来语吗?”杰瑞说:“我会!”“那你会汉语吗?”“会,我还会日语和德语。”这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埃胡德·巴拉克,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记下了杰瑞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杰瑞就进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当上了政府官员。

   孩子们刚到以色列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们说将来要给妈妈三把钥匙,老大承诺给我一把房子的钥匙,老二给我一把车钥匙,老三给我一把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放满珠宝。现在前两把钥匙已经变成了现实,第三把钥匙应该也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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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我在多年前看过。现在又在网上看到,摘编了一下,贴在博客里。

  我看这故事时想到的是民族性的不同;沙拉实际上是一半犹太人。我认为人的个性,甚至品德在某些方面是遗传的。这样说恐怕会受到指责;那就算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吧。我认为,既然如此,民族性也会“遗传”。当然,现实地讲,民族性和文化上的联系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