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再次分配

马背上的青春（5）：再次分配

贺长文

从大车上卸下行李，萨如拉塔拉生产队的社员们便围了上来，一个个满面笑容。年纪大的人一般笑着不语，小伙子们则围着我们索要毛主席纪念章。

“我给。我给。”挤到前面的一个年轻人伸过来一只手对我说（後来才知道此人名叫孟和）。开始我莫名其妙，不知他要给我什么。过了一会儿，看到其他知青从兜里掏出毛主席纪念章给牧民，我才领悟到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给我”，是要我给他一枚毛主席像章。原来蒙古语与汉语的语序结构不一样，动宾倒置。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儿来。就这样，真实的草原生活在半通半不通的蒙汉语交流中开始了。

牧业生产队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我们经过北京、阿旗和公社，三级“批发”终于落地，一头扎入社会底层。与货物的批发不同，货物的批发层层都要加价，知青下乡从中央到地方竟然是层层都在扶持、拨款。当时我只知道政府有拨款，并不清楚详情，最近才从知青的回忆录中见到有关的统计数字。

安家费：每人480元，多人入住的蒙古包：1200元一顶，蒙古包内家具用品：约80元，全套马鞍子：每人150元，马靴：每双35元，毡靴：每双14元，皮袍子要用8张羊皮。

我们生产队没有发蒙古靴和棉袍子。就这样，国家拨的款也是不够的。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多接收一位知青便要多贴一些钱。这些钱是牧民们的集体积累。尽管如此，牧民们还是热情地欢迎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知识青年。我最初的理解是牧区地广人稀，普遍缺少劳动力，我们的到来给牧区增添了生力军，草原需要我们（这并不准确）。由于生产队愿意接收北京知青，所以很多没有被批准自己跑来的北京学生也很容易向下分配。在我们这批知青之後，阿巴嘎旗又陆续接纳了100多名北京知青（据北京知青联络组2018年调查统计阿巴嘎旗先後接纳了666名北京知青）。

牧民们居住得很分散，对知青的欢迎热闹了一阵儿便急匆匆赶回自己的浩特（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基层的生产和生活组织，几顶蒙古包聚集在一起，放牧牛羊，随季节迁徙，逐水草而居。）去照顾牛羊，我们则在大队部安顿下来等待安排。从大车上卸下的行李往哪儿搬呢？知青们叽叽喳喳，一阵躁动之後，没想到我再一次面临被分配。好在这次分配有了自己的选择。

知青下乡喊了多年，教育了多年，但这么多知青下乡毕竟是个临时举措，各级政府没有预料到，所以我们到生产队时很多东西还没有准备到位。不过我们的住处有了，生产队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土坯房和三顶蒙古包。

住进蒙古包大概是所有知青最强烈的愿望，但蒙古包里空间不大，充其量只能挤进五六个人，三顶蒙古包怎么也不够这么多人分。不知当时怎么讨论的了，女知青兵分两路，各“霸”一包，我也有幸与其他4名男知青一起住进蒙古包。其余男生住进土坯房。为什么说女知青各“霸”一包呢？因为分到我们生产队的女知青革命热情特别高，肯定争着去住蒙古包。我没去争，命运却眷顾了我，让我也如愿住进蒙古包。我觉得蒙古包很像小人书上画的古代兵营的军帐，土坯房就像军营的草棚。有了军帐和草棚我们仿佛是到了山寨，有了自己的地盘。外面是荒芜的草原，蒙古包里是陌生的插友，自谋出路，没有亲人，多少有那么点儿落草为寇的感觉。

我们生产队的女知青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为主，两个蒙古包里一拨是一名高中生带着五名初中生，另一拨是五名高中生带着一名初中生，看似自然的分组还是有一定的排他性。万事皆有缘。一个蒙古包里的知青全是自己报名经阿巴嘎旗安置办与学校批准顺利插队的；另一组知青则是经过百般努力，才在离京前一天拿到同来的火车票的。她们来草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心愿是共同的。前一拨中有人写血书表达自己到草原建设边疆的决心，後一拨中有人抱着如果不被批准就步行到草原来的决心。她们的革命热情之高我望尘莫及。经学校批准来的意气相投，没得到学校批准的团结奋斗，人数相当，自然组合，便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能不能获得学校批准是有原因的，有无派性的影响不清楚，但在那个以血统划分阶级阵线的疯狂时代，无论是得意还是自卑，内心深处的感觉总会不由自主、不动声色地以适当的形式表露出来。虽然我没有逐个询问，这里面应该是有家庭背景原因的。

我们包的五位知青都是经过批准顺利来到草原的，而住在土坯房里的知青则经历坎坷。他们在临行前一天才拿到了通往塞罕塔拉的火车票。赵健晚来了一周多的时间。在得到其他三人平安到达的消息後他才收集齐他们三人的行李，并押送行李到阿巴嘎旗。最初我只注意到我们五个人挤进了蒙古包，另外三人住土坯房，根本没注意到他们当中还有赵健没跟我们一起来到生产队。等我与他在土坯房里第一次见面时，发生的事曾令我们俩都很尴尬。这是後话。

与赵健同一所学校而持不同观点的初中生王志强来到了我们这一组。我们这一组五个人来自三所学校四个班级，也算得上是散兵游勇的临时组合了。一座蒙古包住五六个知青，包里放不下所有行李，大部分行李便堆放在空下来的一间土坯房里。八月的草原，温度适宜，在蒙古包里睡觉不用盖什么。与牧民的家当相比，五六个知青的日常用品可真不少。没有了大件行李，五个人的脸盆、口杯及简单被褥也只能勉强摆开。睡在蒙古包里就是睡在地铺上，与在北京睡在床上或下乡劳动时睡在炕上相比，躺下就能闻到草味儿，多了些新鲜感。

我们蒙古包里的几位知青由于相互不熟大家言行都很谨慎，气氛不温不火。说来也巧，我们几个人的性格也有共同之处，就是都不喜张扬。本性既然不张扬，也就不那么活跃，这与其他三组的北京知青们明显不同。我们始终疯狂不起来。我想如果不被批准，我们五人谁也不会不顾一切地一定要到草原来。我虽是主动报名来草原的，但心内有着不甘。心里虽有不甘，却仍有追求。我曾向远在海南当兵的同学吕克玉表示过，再艰难的环境我也会挺身走过。尽管真实的思想如此，还是莫名其妙地给其他知青留下了“落後”、“不坚定”的印象。

我们五人中李保民与王志强是知青中仅有的两名初中男生。他俩与我们不同，眼睛都高度近视，而且抽烟。当时抽烟的学生并不多，他俩的做派所以看起来像“老”兵。他们年轻却比我们富有社会经验。他俩来自不同的学校，却相熟。我们谈话从不涉及北京的事，大家都在试探与适应过程中。

我们五个人虽同到草原做知青却还保留着各自的生活习惯。晚上早早就躺下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很不习惯，没的可玩，没事可干，也因为不熟睡不着也没的可聊。早上我习惯早起，他们愿意睡回笼觉。可我起来之後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去早起会早读，听新闻„„现在这些都做不到了，也没必要了。五个大小伙儿躺在蒙古包里翻个身都困难，我钻出了蒙古包，外面空荡荡的，静得可怕，干点儿什么呢？

来到生产队的第一个早晨我真有点儿懵懵懂懂，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