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1）：无奈选择

马背上的青春（1）：无奈选择

贺长文

回想报名到草原去的社会背景，用一两句话很难讲得清。

我能记起的一些零碎事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体育馆开过一次中学生大会。会上主要讲了两件事，一件是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加，学生越来越多，学生上学给公共交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因此鼓励学生就近入学；另一件是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不可能都接受高等教育。针对高中生毕业後的出路问题提出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出路？我还只是个中学生，上学时只知道学习知识，从来没有考虑过出路问题。小学、中学、大学，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不断追求进步，这些好像是摆在我面前促使我成熟的必经之路。这是社会的期望，也是社会给年轻一代安排好的成长之路。至于做工务农，留城还是下乡，本应该是学生自己或家庭的自主选择，但这次大会之後，学生大军毕业後的去向便有了导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尽管在班里订阅的《中国青年报》和《支部生活》中连篇累牍地报道侯隽、董加耕、邢燕子等知识青年在农村奋斗的事迹，团支部也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潜意识里我总觉得“四个面向”的宣传跟我关系不大，因为我早就有了自己的选择。国家建设需要科技人才，学好知识报效祖国是我选择的成长之路。我认为一般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才会去农村改天换地。我如实表述自己的想法使团支部的同学很为难，迟迟不发展我入团。团组织不断帮助我，找我谈话，我却不知自己错在何处。我也很无奈，不知道怎样努力才算是追求进步。团支部坚持不懈地找我谈话，帮助我。我的底线一步一步後退，承诺可以去当兵，可以去做工，可以去农场，直到同意了可以到农村去当社员，才有幸跨进了团组织的大门，成了我们班团支部发展的最後一名共青团员。谁知临近高考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学梦就此终结。遗憾的是，不仅仅是大学“梦”，连当兵、成为产业工人，甚至到农场做一名农业工人的“梦”，也都终结。以我当时的理解，农业工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能“发工资”，就是说做农工也归国家管理，而当个挣工分的农民无政府保障，好像就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了。我的亲友中没有农民（虽然往上推五代我家也是农民），我自然而然地把当农民作为我最後的选择。结果我农民也没做成，而是到边疆做了牧民。当时认为游牧比农耕要落後。可要摆脱眼下的处境，我命里注定的就是要在最落後的生产方式中去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966年夏的北京，用破四旧、“打、砸、抢”的红色恐怖来形容最合适不过。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之後，40天内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红卫兵、造反派“功不可没”（网上资料）。1967年中学被军管，各地忙夺权，武斗开始动用枪和炮，中学生纷纷外出串联。1968年中学红卫兵从文革的先锋逐渐被边缘化，无所事事的一些中学生抢军帽、拍婆子（指男学生与女学生交友）、打架斗殴成风。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与红卫兵的江湖乱战成了现代影视剧《阳光灿烂的日子》与《血色浪漫》中的精彩片断。

从1968年初起，陆续有同学参军，报名到三线工厂、青海石油局和地质局及东北建设兵团农场。除兵团农场外，其他单位每批招走的人都不多。我心早有所动，继续参与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浪费生命，因而想尽早参加工作，自食其力。几次报名参加工作都没有被招工单位接收。自己也猜到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家庭出身。我认为我的家庭没问题，自己是共青团员政治上也没问题，却没有单位愿意收留我。我去问管分配的张平铭老师，他笑着温和地说：“你的父亲是不是„„”。最後的一个“是”字音拉得很长，他有意不把话讲完，等着我把话接过去。文革前张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是班长。因为临近毕业大家都在忙于学习，学习秩序井然，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作需要交流。他是共产党员，班里的事他主要依靠团支部做工作，一般也不找我。文化大革命中我没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没贴过任何老师的大字报，他则因年轻时去过日本受到了冲击。1967年军代表进校後，我被推举为我们班的核心小组长。一次组织学习，同学们对他没有先前那么热情使他颇感尴尬。他坐在我身边，神情沮丧，底气不足，转过脸对我说：“贺长文，什么时候也解放解放我呀？”我对他的尊重一如以往，没什么想法，顺口答到：“也没批判过您，就一起参加运动呗。”我当时对他真没有任何想法，没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们之间长期缺乏交流而已。这大概是我们两人从文革爆发到临近分配期间唯一的一次直接对话。这次我找他询问分配的事也是出于无奈。

事也凑巧，这时候我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家被抄了。当时我正在学校里，家里被抄的事还是同学告诉我的，说我家门口贴了许多我父亲的大字报。等我回到家，抄家的人已经撤了。好在当时只有父亲赡养的姑奶奶一人在家。那时的家当已经简单到基本上无东西可以抄走了。所以这次抄家对我生活的影响不大。刚被抄家，东北建设兵团拒绝接收我似乎理所当然。是兵团不要，还是学校不批，我也没搞清楚。连当时学校里有负责分配的“班子”这件事，我都不知道。本就有口难辩，又能与谁去辩呢？这时听说内蒙牧区来招人了，我没与父母商量便赶到他们在地安门的临时住处报了名。父亲在“牛棚”被监管，几个月没回家了。妈妈与爸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爸爸的事还拎不清，更别说我这事，根本顾不上我。听说这次虽然去的是牧业生产队，但因为地处边疆要求的政治条件与兵团相同，所以从接待站出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更没想过这次报名对家庭、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如果这么艰苦落後的地方都不要我，那今後就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了。我正是不甘听从命运的发落才不断地在寻求出路。是自尊心吧，我只表示愿意去，顺便了解了一下草原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死乞白赖地央求阿巴嘎旗来京接收学生的工作人员。潜意识中我也没有把去草原当成是参加革命工作或自我改造的唯一出路，同样是革命工作没必要一定要去哪儿，我只是想尽快进入社会参加工作而已。

有不解内情的同学对我讲：“贺桑，你肯定分配北京了。”听後我一头雾水。那时我很少到校，到校也碰不上几位同学。我不知道这时已有北京的工厂在招工，也不知道有同学分到郊区学校当老师，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凭我的出身肯定不会留我在京工作。

1968年夏天，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尚未开始，到哪儿去都需要自己报名申请。全国都在讲阶级路线，招工单位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收用我，我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说，可张老师应该了解我呀？推荐一下都不行么？不是还有“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么？我对自己有自信，也不认为父亲有什么问题，所以当得知被阿巴嘎旗安置办接纳时我与同来草原的许多中学生不一样，没有终于获批的那种兴奋之情。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三年前由于没同意将来插队当社员我几乎入不了共青团。现在我们班只有我一人率先报名去插队，而且还是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了班上第一位挣工分的劳动者。这多少显得有点儿怪。事实上，我们班的团支委们後来没有一位到农村插队的。我独自放羊的时候每当回顾这事总觉得非常戏剧性。四个面向对我不是有四种选择，我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插队。这就是上天，不，是社会给我安排的人生。

离京前认为到边疆去放牧比内地务农辛苦，更不用说语言、生活方面的困难。仅以牛粪做燃料一项就令我生畏，臭不臭啊？有同学说我积极，其实“积极”背後是无奈。我不想等待命运的最终安排，我要争取机会努力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摆脱困境。由于不知道前景如何，所以这应该是一种赌博，而且是在盲目地赌博人生。是无知加敢于冒险促成我做出这一抉择。我准备奔赴边疆拼搏出自己的下半生，正是这一选择让我与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