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旦夕祸福

作者:芬兰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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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旦夕祸福

唐夫

真是计划不如变化,一件骤然临之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旅行计划。

最初,有点不妙的是在我伏案书写电脑时,微觉寒意袭来,于是添加衣服。然后有点疲惫感,肠胃不怎么正常,我想这是疗程服药期间的正常反映,而后居然疲惫,我估计是医生说我的病(后面再说)需要更换药物,而且加量之后,会有不适。这个不重不轻也不怎么影响生活的毛病全世界中国印度人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影响彼此,几乎占据了全世界最大比列。

上周五,我没有注意到之前的住宅公司预告,是春秋两季的环境今秋打扫日。在底楼一间房里有的公共设施的铁耙,运输小推车,对付落叶的吹风器,等等。这是居住者取用的工具。在此居住了四年的我,每每看到邻居主动义务劳动,做环境清洁,而自己设身世外,很愧疚。当然,很多人是永远不做,很多人又是一直坚持,社会就是这样。

那天上午我出门办事就看到邻居们在扫除落叶,就暗自自责,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呢。等我办事回来,看到周围地面一堆堆的腐叶,还有一片片没有扫除完成的草木等,几个邻居在原地木房聚会烧烤,饮用,那是房屋公司安排考虑的慰劳品。随即我回家放下购物,戴上手套,就下楼出外和邻居们一块干了起来。但这时我觉得粑草除叶很吃力,仍然几分寒冷,其实穿衣也不少了哇。干了一会,我到大家汇合处也参加吃饮聊天作为小憩,随即继续干到所有场地完全可以了,邻居们收拾工具,我想午睡一会,这是老习惯。

谁知,我睡下去就不对劲了。迷迷糊糊中越来越冷,开始头痛,去卫生间想完事居然很难。我以为我是重感冒,熬一下过去,抵抗力能将我的身体恢复并重新“格式化”的功能,使我一直很自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服用了十天一个疗程的这种近乎烈性毒药,以不停的攻势,像二战之后的共军对国军,病魔一但获得“毛子”支持,对“政府军”就有了摧枯拉朽之势。我甚至不知道我已经很危险,我想仅仅是一点感冒风寒而已。

我的头越来越痛,与此同时,因上帝造人做的处理废水废渣的排放设备也开始坏损,炎症象一道闸阀堵住了通道,相关部位开始恶性膨胀,处于防卫系统的神经拉动警报,带着疼痛的难受令我立即想到求助。于是我给我的老邻居太太比尔葛去电话,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的朋友,从认识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可依托的交谊,比亲人还亲的芬兰人。我问她有止痛片没有,她听说我出现状况,就立即带来备有的止痛片和一支体温计。服用后我渐渐平静,但体温计的显示是39度,她要求我去医院,并要叫邻居约瑟老头开车。我坚持不去,疲惫而不想动,觉得明天就好起来,这是一定的。几番劝说与几番坚持,老太太摇摇头,就帮我烧了开水转入她带来的温水瓶里,才忐忑不安离去。算时间大约快夜间十点了。这药好像“顾头不顾尾”,头痛稍微好点,但直肠内测部位的胀痛感放射性的阵阵发生。随即,不断的尿频又催动我不断上厕所,一阵发冷的感受使我身体如筛糠似的颤抖,摇摆的手无法抓住想拿的东西。这一夜我估计不下十次去卫生间,但每次能解决出来的废液极少,废渣几乎不可能。运输系统堆积催命“发货”。再次的迷糊,我觉得我可以腾空起来,离开我的身体,悬挂在天花板上看我自己。时时又半醒半睡,疼痛是无法回避的熬煎,一波波的袭来,膨胀似的痛,真要命啊。我知道我已经垮了。就连这样,我还不想去医院。

第二天早上,比尔葛来看我,仍然劝我去医院,我还是不想去,她还是失望而离开。就在她离开了大约一小时,我才想到如果不去医院,又不能恢复,就这样岂不自毁,到底医院有医生护士啊。于是,我拖着病痛的身体,颤颤抖抖的启动了我的小车。

周六的清晨,芬兰的道路是那么安宁,这个从来治安良好,交通顺畅的国家一直被列为世界前列,去年甚至评为第一宜居的国度里,让我多次想到中华民族不应该蠢到烂在一起,而是分而治之,比较鉴别,就瑕瑜互见了,何乐不为,利国利民!

尽管身体虚弱而病魔缠绕,在这样的交通环境和周日中,我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没有打搅朋友,也没有呼叫出租。从我的住家到急救医院不过十公里左右,当我急匆匆把车开到医院停车场,记不得锁门和拉下刹车就进到医院。正当我开始问询何处挂号,医院的广播响了,我车牌号被提及,我才知道我犯了这个错误。又步履艰难的回到车场,我的车自动倒推在公共车行通道,一头正好接触到人家的车尾,好在就此打住,对方的车没有任何痕迹。待我纠正错误回到医院,得以就诊。

芬兰地方诊疗所,也就是我们叫的保健站类的基本单位,周末两天是放假关闭,所有病症无论缓急都得去地区大医院,说大是指片区和建筑面积医疗完善的设施和住院部。那天我进去看来应诊者可能还不到二十人。很快我就在八号诊室里得到医生询问和检查,血压量过,血液验过,医生问清楚了我的经过,立即吩咐护士推来一个座椅轮车,便把我推进住院部的病室,安排住上床位。这时候来了住院部的医生和护士,依照惯例,还是最先询问了我的社会保险号,可能这样上内部网一查就了解所有经过和我的病情前因后果。护士又拿来病员衣服裤子,输液和贴身一些线路连接心脏起搏器,并给予药物服用。大约三小时后,来了一辆医用活动床以及两位年轻壮汉,让我睡上床,再将我固定,并将我的是有衣物用品装包随行到医院外面的救护车上,一溜烟开走……。

车厢里就一个去开车,另一个守卫着我,大约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的芬兰小伙子。“我们要去哪里呢?”我看身边这位在看手机,也悠闲。“去Peijas”这个名称说来对我很陌生,他说是距离这里十七公里的郊区特别医院。我发现被转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救护车在平静的道路上,用明亮的夜光灯扫射前方,略二十分钟后来到一家医院,两人将我推下车来,在进入过道,转了几个通道上了电梯,然后推入病房。随后一个大包袋也伴随,那是我带去的所有衣物等。

两人将我换上病床之后,又是护士医生来了,一番问询。随即抽血,量血压,插贴上起搏器,而后医生告诉我,在我的血液里面发现一种病毒急剧产生,才如此急速发炎,现在马上使用杀菌消炎止痛药物,要我安静休息,等待一段时间恢复,大略十天到一个月左右。此时此刻,从我发病到获得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是现在开始。我终于如释重负,静静的躺在床上,回忆这一天对我的冲击。

象一支被大海宣得要翻舢板流入港湾,象一蹲要垮塌下来的泥塑得以护持,象一只折损了翅膀的雄鹰落到树上栖息,我终于有了安静的时刻。尽管身体仍然难受,被护士插进引导管,再饮用了一杯黄色如蜂蜜般轻松喝下的液体,我彻底缓解了废水废渣无法排放的困境。这下,我开始看着输液瓶一滴一滴下流,进入我的血液,我知道那里面有千军万马在向病毒呼啸厮杀,我的体内是一场看不见的战场,它们彼此永了什么先进武器,我看不见。但我想到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大约也和这样的状况差不多了吧?

待续!

2018/11/08 于赫尔辛基 无法久坐,暂时打住。休息几小时,静静在床,仍然不能入睡,干脆起来完成上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