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和王朔评金庸（外一篇）
邓晓芒和王朔评金庸（外一篇）
邓晓芒：金庸越被追捧，中国人距离常识越远！
中国人躲到屋子里喜聊斋，一是没有当权思想冲撞风险，二是可充分满足意淫想象。金庸快枪急就章谱写了一个“武侠江湖”，原来是为稻粱谋，后来不知不觉就成了国人拥戴的“大师”。大师不能倒下，不然武侠小说读者自己受不了，所以就想进一切办法贴金赞颂：金庸语录，将会以另一个“江湖”版本，继续传播。
武侠小说在中国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思维方式，它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中国从下层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一种遮蔽和解构。
在今天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得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common sense，本是流行于欧洲18世纪的一个术语，指普通人凭借自己的正常认知能力都能够获取的基本知识。当时的经验派和唯理派在哲学上争论得一塌糊涂，各执一端，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必如此较劲，双方都有一些道理是普通人都能够接受的，只要这些道理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就够了，过于钻牛角尖反而有害无益。两派中大部分人也的确都承认某些共同认可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浅显的道理。后来的哲学家也时常有主张返回到常识的，如苏格兰常识学派、美国的实用主义。但常识最主要的批判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宗教教条和迷信的，因为它们一方面与人们已经掌握的科学知识不合，另一方面不能在每一个正常人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因此，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剂。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常识极不发达的民族。我们要相信一个东西，往往就要走极端。比如儒家讲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儿”、“割肉疗亲”的地步；道家讲养生，就要追求长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个个都早早地进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文革中，对伟大领袖的信仰也一定要用把像章别在肉上这种方式来表达，否则好像就不够虔诚。
我们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预兆、禁忌、神功、气数、卦象、祥瑞、符咒、灵怪、魔障、风水、命相，以及各种无法解释的“奇技淫巧”。近代以来，西方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讨和掌握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原理，而是寻找能够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诸如羊血秽物和气功咒语等等，接着就是义和拳的“刀枪不入”。即使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其实抵挡不了西方的战争机器，我们能够想到的也顶多不过是把这套机器买过来，然后雇几个洋教头教习一下操作方法，由此建立起了当时位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终于让国人有了一点初步的常识，废科举，办新学，声光化电不再只是奇技淫巧，而是重新理解的“格致”（格物致知）之学。
清政府的倒台使中国不再存在拒斥西学的人为障碍，大批知识人放眼世界，留学东洋或西洋，才发现我们原来五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这时才有可能形成对现代生活的常识：国家的事要大家协商着办———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做———这就是科学。
但这两句看起来毫无新意的大白话，在中国实行起来竟是如此之艰难。国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么“实事求是”、“参验质测”，但那些都是说着好听的，说说而已。
五四以来我们把这就当成民主和科学的意思，最激进的那批人则把民主发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继而把科学落实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脱离对“怪力乱神”的兴趣和对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变成了半个世纪的造神运动，而科学技术即使成了第一生产力，也还是变相的奇技淫巧，没有多少人对其中的科学原理真正感兴趣。然而，20 世纪70 年代以后，造神已经失败，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当，真正能够满足中国人的想象力的，就只有武侠小说了。
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读书界几乎都是刚刚引进的港台武侠小说的天下。市民阶层的疯魔不必说了，我的几位学者朋友竟也成了金庸、古龙的粉丝，有的还购齐了全套的金庸。
金庸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国的人文现状来看，他不当院长谁当？他是一大批专家教授们的偶像。他的最终辞职不过说明，当今的官僚体制本质上是反人文的。不过，本文要说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顾常识而追求传奇。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就是武侠小说的流行。
武侠小说在中国源远而流长。如果说，早期的志怪只不过是文人士大夫好奇心理和遗世独立心态的反映的话，那么自从话本以来的武侠则深入到了民众，成为了广大百姓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寄托。民间到处都有因官府压迫和思想禁锢而积累的怨气和戾气，人们向往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世界；但由于个人力量的渺小，气不得出，便寄希望于某种特异功能和强大人格。
那些侠客和义士个个身怀绝技，敢作敢当，扶危救困，义薄云天，在江湖之上来去自由，恩仇必报。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现实。武侠小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武侠影视，凭借夸张、渲染、编造和特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似幻似真的神话世界。中国古代神话不发达，且大都失传；而武侠小说就代替了神话的位置，成为了成人的童话。
之所以说是成人的童话，是因为武侠小说反映出来的读者心态多半是不成熟的儿童心态，它的一个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鼓动读者进入一种“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梦状态，却不需要任何常识。它往往是借用古代某个时期的一段传闻添油加醋，绘声绘色，插入某些民间公认的正义观念，随意引伸，让人起一种模仿的冲动（金庸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所以他被浙江大学授以历史和文学两个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
中国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中的伦理思想基本上是既定的，其中的伦理冲突顶多不过是传统伦理的内部冲突（复仇等），极少伦理思想的探索；而对常识的扼杀则是全方位的。
有人曾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中世纪骑士小说相提并论，但骑士小说虽然也充满侠义精神，却从来不过分渲染骑士英雄的武功如何超凡，“内力”如何了得，要突出的只是人物的爱情观和荣誉感，以及个人主义的冒险精神，有种理想主义的幼稚性。而武侠小说发展到颠峰时期，则是极尽细致入微绘声绘色之能事，着意刻画的是主人公如何凭借长久练就的功力、用什么名目的招式制服了敌手，一瞬间的过招动作，可以写上洋洋数千言。单就这种描写来看，其中没有任何道德元素，纯粹是一种虚拟的技术分解；但这种貌似专业的技术分析所使用的却又是一整套玄而又玄的文学、哲学术语，其实全无可操作性，只有一种超越常识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
中国武侠小说目前还看不出衰落的迹象，它现在以更为汹涌之势进入了电脑游戏里，使上亿的青少年沉迷其中，欲罢不能。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武侠对常识的干扰如此严重？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要归责于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与常识是格格不入的。所谓常识又称“健全理智”。何谓“健全”？首先是主客观要分得清楚，不要一厢情愿地把主观想象混同于客观事物。相反，天人合一的思维则处处想用主观感受代替客观事物。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当然与原始人和儿童不能完全等同，而是有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作基础；然而，作为一个“早熟”的民族，中国人虽然在思维的内容上已经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礼义规范和层次繁多的形上范畴，却在思维方式（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原始的互渗思维习惯，这就是我们时常引以为自豪的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态。
正因为如此，不论我们在精神文化上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灿烂的成就，我们在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上仍然是发育不良的，也就是未能将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能力充分发扬起来。
从这一角度反观武侠小说，可以看出它不过是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互渗律的一种体现。那些江湖英雄们之所以能够在广大的客观世界中来去自由、横行无忌，无非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内心与天道是直接相通的。这种相通不仅体现在对于自己本心的原始正义感自然就能够“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自信上，而且更体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冥冥中与自然法则暗合的内在体验上。前者在武侠小说中只是一个旗号，一种大原则；后者才是作者所津津乐道的看点，这就是人的内在之“神”与万物之“精”或自然之“气”的合一。中国的武功其实主要是气功，它不像西方的骑士交战，凭借蛮力一合即决出胜负，而是比内力，比意念，比功法，比门派，比套路，比绝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这些东西其实并无实战效果。讲实效的西方人骨子里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只是他们对于怪力乱神有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他们已经常识化了的枯燥乏味的规训体制的补充和调剂，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一些调味品，却决不把它们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来。然而，对于法制尚未健全的中国来说，老百姓在受到欺压时与其相信正义的制度规范，还不如相信高人和神技，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练就一身真功夫，御敌防身。但这种心态反过来又阻止了他们去努力追求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而助长了他们盼望一位义士侠客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幻想。即算像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也被他们想像为有一大群奇侠围绕在侧随时待命，否则似乎就失去了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武侠小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在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偏重于直观感性和切身利害，而疏于对超越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规范的探索，也缺乏对这种规范的信念和追求这些规范的动力。这种偏向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没有对一种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础上的制度的精心设计，而只有一种得过且过、凭借目前手中的权力和武力来维持一种暂时的平衡和稳定的权且之计。表现在认识论和自然规律方面，则是缺乏与客观事物打交道的稳定的媒介（逻辑和实验），而总想跨过媒介直接与客观世界达到同一（天人合一）。然而正是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今天成了我们走向民主法制和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湖湘论坛》2014年第三期
邓晓芒简介：
邓晓芒（1948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
祖籍湖南耒阳。1948年4月出生在东北，在长沙长大，其妹為作家殘雪。初中毕业后自愿去农村10年（1964—1974年）（湖南江永六年、耒阳三年、浏阳东乡一年），后返城（长沙）当土工和搬运工5年，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198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11月3日，因华科可以解决其配偶的教授职称问题，已正式加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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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谈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就没看过，按我过去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烂造。
金庸的作品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多。我周围小圈子里的朋友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几个人对我谈金庸小说的好处，他们中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编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
我第一次读金庸的书，署名自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挡横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都是这个路数。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
前不久《天龙八部》电视剧播得昏天黑地，我也看了几眼，虽然总体感觉太糊弄，有几天还是被剧情带着走了。后来，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就买了。这套书是７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的故事，按我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都透着坏了的哈喇子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统统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
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
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的暴行戴上大帽子。金先生大概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金庸的小说人物骨子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儿没有。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定点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犹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意味着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中国人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悠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自己的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努力证明他们是短命的？有时，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进化论。
中国的人性危机
时寒冰
跟德国人接触，你会发现，他们会用一生去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一件产品精益求精到像艺术品。日本人也是。很多优秀的民族都有这种沉稳专注的特性。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想的只是赚快钱，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有多少？
人心浮躁，人就没有根，民族就没有根。人心冷漠、自私、残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
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国记者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那么隐忍退让，甚至以大慈善家的豪气用巨资援助他国，为何国际上还不断提及中国威胁论？”
这位德国记者反问了一句话：“一个敢卖给自己同胞有毒食品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临近春节的时候，朋友转发给我一段视频：一个壮年城管，一个弯着腰的沧桑的老人。城管想拉走老人的三轮车，老人一次次努力地挣扎着去抢，每次都被壮年城管一脚踹倒在地。老人无助地挣扎着，爬起来，再被踹倒……旁边是一群冷漠的看客，脖子伸着，“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的文学作品中的话）。
我心中不由地涌出一阵悲凉。就算是执法，也应该文明执法吧！城市的面貌再美，有人的生存重要吗？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他原本应该可以靠领取养老金生活，而不必在寒风中靠这个破旧的三轮车赚取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这么大的岁数，仍然挣扎着为生计努力，而不是去乞讨，而不是像那些养尊处优的人那样悠闲地享受生活，这样的生命卑微但值得尊敬。
再看看那些被碰瓷的人，再看看那些因搀扶倒地者而被讹诈的人……这个社会，有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特点：杀善！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演变成了巨大的危机——人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