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民国第一记者
黄远生：民国第一记者
張一程
黄远生（1885～1915）名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他以新闻采访和写作颇负盛名，他将新闻当作了一个完整的职业来从事，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同时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民国记者的文章，在一行名字中，我只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黄远生。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文章中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第一个，当然是最难忘的，这就好比是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至于第二个或第三个是谁，人们好像就不大关心了。
之所以说黄远生是中国第一个独立意义上的职业记者，是因为他脱离了一般的派别和立场来发言，开创了“新闻通讯”这一新文体。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新闻成就，将他称为“报界之奇才”，后来又把他和徐彬彬、邵飘萍并称为民国初年“报界三杰”，再后来，新闻界的后辈们把“民国第一记者”的称号私自给了他，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报坛，或许他不是最优秀的一位，但他绝对是最特别的一位。
黄远生只活了31岁，只当了4年记者，既无权力，也无钱财，但他的名字却连袁世凯、孙中山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听到后也要敬畏三分，而他所凭借的仅仅是手中的一支笔。
值得一提的是，黄远生提出了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四项条件，即“四能”功夫：“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和“手能写”，这四个功夫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的新闻记者。
纵观黄远生的所有通讯，我们不难发现，他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如宋教仁被刺案、袁世凯内阁两次倒台、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时事热点，他都能准确地抓住各个阶层读者的心，将事情的真相告知于天下。他所建立的“远生通讯”由是被人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可以说，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传媒时代。
黄远生不仅有记者之理想，也有记者之天分，他眼光独到，见解深刻，具有新闻工作者的敏感与观察能力，总能抓住新闻的重点所在。他的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他的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令人惊叹，不得不说，他是一位天才的记者。
黄远生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他是我国近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他提出的“近世文体”的主张，预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酝酿与到来。”
有评论者指出：“黄远生之后，陈独秀等一辈人受他的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杂志及《新潮》杂志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有不下三十篇。”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更是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他说：“黄远生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
他认为黄远生是首位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者。此外，胡适还认为黄远生作为那一个特殊时代一位孤独的文化先驱者，不但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识，而且富有强烈的现代内省意识。黄远生所撰写的《忏悔录》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为一代新旧冲突时期知识分子在人格和灵魂上的严重分裂，把他的“忏悔”跟后来鲁迅的“时时解剖自己”、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和巴金的“讲真话”联系了起来，由此，胡适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黄远生开启了这一现代性的闸门。”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维新派知识分子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做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没有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就是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他在《忏悔录》中指出：
“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总之，称黄远生为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先驱是毫不过分的，如果没有他，新文化运动可能还要再推迟几年。
1904年，北京。“江西才子”黄远生带着他的满腹经纶与一身才气不急不慢地赶来了。
会试结束了，名单很快公布于众，黄远生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在一众进士中，他年纪最小，只有19岁，可谓是英雄出少年。
“进士及第”对于黄远生而言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出身于九江一户书香门第的青年，一路走来几乎都是顺风顺水，早在1903年他就考中了秀才，又于当年秋天考中江西省第七名举人，一年之内，秀才和举人皆中，这是别人数十年寒窗苦读都未必能得到的幸运，而黄远生却于一朝一夕之间便轻而易举地同时拥有，可见其的确聪慧过人，才华横溢。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延续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于是黄远生意外地成了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见证了科举时代的落幕。
因为受到新思潮的影响，黄远生不愿意做官，他再三请求才被清廷以新进士的资格派往日本留学。他选了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因为他是个自由主义者，非常迷恋法制。
1909年，黄远生毕业回国，本想学有所成后报效国家，但朝廷却只赐给他一些例如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篆修的职务，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他的失落之情，尽显于怀。
民国成立后，黄远生更加迷茫，虽然他没有参加过反清革命，但他也十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但是很遗憾，他又要失望了。袁世凯上台后，共和果实尽被攫取，政局越发动荡不定。
就在黄远生苦闷惆怅之时，他的同乡、清末重臣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了，李盛铎非常欣赏黄远生，对他说道：
“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
黄远生深感政治腐败，仕途不彰，正有意退出政坛，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毅然投身于新闻界。
从此，一位叫“黄远生”的才子英杰在报界横空出世，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一时间声名大震，他们三人又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才俊，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中国三少年”。
后来黄远生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民初的报界因为有了他而焕然一新。
黄远生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也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撰写文章，他的身影活跃与各个地方，他的时评占据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
不愧是进士出身，黄远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文笔动人，流利畅达、幽默敏锐、犀利泼辣，因此世人誉之“洞朗轩辟，幽隐毕达”。
黄远生创造的“远生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他注重把文学性手法，自然融合于新闻报道之中，使通讯文体焕放异彩。
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宁树藩先生则视之为“首批以新闻闻名于世的记者中最负盛名者”。
他是民国初报界的骄傲，也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虽然黄远生一直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始终被动地牵涉其中，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
黄远生反对“党争”，极端鄙视“党派之见”，曾发誓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清洁知识分子。他在《铸党论》中认为：
“共和最大的危险在于政党政治，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党争不息。”
但同时他又相信解决党争的办法是威权统治，这样一来，他竟陷入了悖论式的人生抉择中——即信仰法治下自由，又相信权力下的法治，终至被袁世凯所利用，而背离了他历来坚持的自由主义原则。
黄远生一度对袁世凯抱有过幻想，深信他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领袖人物，直到袁世凯的称帝之心日益明显，他才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
1915年，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为了制造有利于自己社会舆论，他命令他的洋顾问古德诺、贺长雄等人发出了“中国不宜共和立国”的谬论，随后又命“筹安会”六君子杨度等人喊出了“变更国体”的叫声。
但袁世凯很快就发现这些声音都不足以号召国内的有识之士，于是他便想利用名流名士为他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先是出了二十万元请梁启超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结果梁启超却写了一篇名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反对文章，于是，他又想到了黄远生。
袁世凯早就对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外的名记者忌惮已久了，但又拿他没办法，于是他想设法将黄远生罗列门下，为自己所用。他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远生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十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
黄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可面对袁世凯的频频施压，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敷衍搪塞。但袁世凯看后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新写一篇。
然而，黄远生终归质性耿介，与时扞格。他在《忏悔录》中说：
“人当独立自尊„„而余自为学生，以迄今日，对此四字，乃无丝毫做到，宁不愧死。”
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他没有办法做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情。
1915年9月3日，黄远生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南下上海避祸。在去上海前，他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
抵达上海后，黄远生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站在甲板上迎风而望的黄远生并没有想到，大洋彼岸竟会比国内还要凶险万分。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均伤于致命之处，导致他当场死亡，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
黄远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他的记者生涯才刚刚开始就被迫走向终结，怎能不令人惋惜。
1916年初，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亲自护送黄远生的遗骸回上海，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梁启超、严复等各界名流，纷纷撰写挽联致哀。
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梁漱溟闻讯后大受刺激，深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
黄远生的骨灰由他的家人运回九江安葬。
黄远生的朋友将他所写的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四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共计239篇文章，于1919年出版，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黄远生不幸遇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可是凶手早就逃的无影无踪了，去哪里找呢？于是，黄远生之死成了民国的一桩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初有两种说法。
一种猜测是袁世凯利用黄远生不成，就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杀他泄愤。
另一种说法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前身）美洲总支部误认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人而将他枪杀。
后来，有人爆料说黄远生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而“误杀”，他一生无党无派，直言不讳，却死于党派暗杀，何其冤枉？
1984年，黄远生的儿子黄席群在写《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查清真相，他不无遗憾的写到：
“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直到1986年，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幕后主谋。原来他执行的刺杀任务竟是由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所指使的，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
原来黄远生的死，与袁世凯并无干系，与孙中山才是关系重大。
因为，黄远生的报道不仅仅是批评袁世凯，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多有抨击，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和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林志钧先生说：“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丝毫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他的计划，使得他极为不满，因此必欲之而后快。
一代报界才子远去了，一个时代的传奇也就跟着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