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悲催的买官

1880年的夏天，在中国荒凉崎岖的西北边疆，俄国士兵和中国边防之间冲突不断。而在远东的海域上，沙皇海军正逐步逼近中国领海。数千名中国士兵被派往天津准备开战。清政府方面并不想打这一场仗。

北京方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在一位体态发福、披着长髯的富家贵族子弟——完颜崇厚头上。54岁的崇厚在那之前曾是皇家亲信，当时却在死牢里等候问斩。他的罪名就是：中国史上最无能的外交官员。

清廷之前也曾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那都发生在被枪口指着的情况下。这次的屈辱完全不同，纯粹是因为官员的无能和无知所造成的。当时的慈禧太后已是第二次控制年岁尚幼的小皇帝垂帘听政。她拒绝承认该条约的内容，清廷将崇厚以叛国之罪法办。

当时主战派纷纷要求将其处死。而在华的洋外交官却在为他求情。很多人担心一旦处死崇厚，俄国将会入侵，或是受此事鼓噪变得好斗的中国将会撕毁和其它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引发新的冲突。

这个人当时命悬一线。但站在被告席上的究竟应该是崇厚，还是造就他的清皇朝呢？中国史上最无能外交官员这一事件中最奇怪的一点就是他居然被委以如此重任。虽然他之前也曾犯过几次错误。

崇厚曾经负责过河流治理，之后他的治地却爆发了严重的洪灾。他因此被解职，但之后却被委任以其它职务。他被派往天津掌办洋务，却在其治下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天津教案。于是他又被解职，之后立刻作为皇家公使被派遣往法国。不到三年他即被召回北京城，擢为天子近臣，当时搞砸和日本交涉的中国顾问官员里，就有崇厚的大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一直官运亨通？

非常仕途

有关帝国衰亡的记述往往集中讨论暴君不知民间疾苦，极端自以为是，虚荣浮夸，以及穷奢极侈。但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发展，它讲述了一位无能官员是如何扮演平淡无名的角色，加速了一个帝国的覆灭。

崇厚出生的家世和时代都恰到好处。当然，如果你想经历清皇朝的辉煌，1826年显然不是最好的时刻：清朝的鼎盛时期是在一个世纪之前。但是对于出身显贵的人来说，那是一个不错的时间。整个清帝国正在衰退之中，这可是大捞油水的好时机。

当时的清廷依然视自身为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帝国。但是官僚腐败，加上一场耗资巨大的平叛行动已严重削弱了清皇朝。在崇厚还未成年之时，清廷第一次在外国列强手中经历了一场巨大羞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向英国支付巨额赔偿。1850年开始，清廷被卷入另一场耗资不菲的平叛行动中，这次是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清廷的积弱对于年少的崇厚来说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可见。他的家族数代在朝中为官。他自然也立志仕途。崇厚清楚自己出身名门，在其家族授权的传记中曾提到自己“深受恩泽”，应该“知恩图报”。“皇恩浩浩，何以为报？”

19世纪50年代，崇厚报恩的机会来了。当时的清廷常年陷于资金紧缺的状态，官僚腐败现象却毫无消减。满清政府表面上依然靠儒教科举制度选贤任能。但实际上清廷也需要其所能信任，并可为皇族提供经济支持的官员。

所有这些条件都对崇厚有利。他的父兄都是满清大官，都曾通过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的科举殿试，高中进士。在崇厚之前的时代，除了个别几例之外，只有进士才能担任朝廷高级官员。而进士中同时身为满族旗人，和皇族有血缘关系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一精英集团几个世纪来一直掌握着中国的实权。

科举考试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一个和世界交涉日益频繁的帝国。这一考试并不测试一些现代技能，如外交政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外语更是被看轻）。科举主要测试的是对儒教知识和价值的掌握，要求考生对古籍有相当的了解。早在两百年前，康熙帝就曾称科举考试“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崇厚花了大力气学习这些无用的知识。但他在儒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才能，他从未考取过进士。就算在低级别的乡试里，他也是花了大力气，第三次才考取举人。

幸运的是，崇厚所生的年代要当官还有另外一条极为热门的途径：花钱买官。在之前的时代，官衔买卖（被称为“异途”）也很常见，不过大多集中在芝麻绿豆的小官衔买卖上，危害相对较小。但在19世纪50年代清廷亟需用钱，导致官衔买卖的市场迅速扩大。被买卖的官职中具有实责的官位数目大增，而为了增加收入官衔的价格也大幅减少。崇厚的父亲，以及1846年父亲过世后崇厚自己都曾先后向皇庭献金为他铺平仕途。之后崇厚的哥哥也曾捐出大量银两加快崇厚升官的速度。

中国人在巴黎

1853年，咸丰皇帝接见崇厚，并进一步给他升官。到1856年，年仅30岁的崇厚已经获得一份厚差－治理几百年来在北京近郊流淌的永定河。两年后，因为其在洪灾中的无能表现，皇帝将其解职。但是他立刻获得了一份新任命。在那之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天津港附近爆发，崇厚被派去辅佐当地的将军，那最终被证明是一场毫无胜算的防卫战。中国惨败，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当时的清皇帝需要有人担任一项不讨好的差事：处理和洋人的关系。

中国的皇帝历来不愿让洋人的脚印玷污自己的殿堂。洋人被视为蛮夷，无法受到同等待遇。最有才干的官员很少会和洋人交涉，破坏自己的声名。于是，在一个外国列强意图瓜分清帝国的时候，清廷却派出像崇厚这样的官员出面。两次鸦片战争结束让所有人明白外国列强在科技和军事上占有上风。但即使如此，清廷依然不改其作风。清朝官员宁可割让领土，开放贸易权，也不愿忍受让洋人接近紫禁城的屈辱，更不要说让他们面见皇帝了。

因此当崇厚被委任以新创建的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时，那还是地位更高的官员避之不及的职务。对外面世界的知识在当时并不被视为是优点，而崇厚显然也不具有这一技能。1861年普鲁士帝国代表团前来讨论贸易细则时，他还错把普鲁士认为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天津期间他之后还和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及其它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他之前曾抱怨过英法的一些要求让他“怒发冲冠”。但是在天津的多年任职似乎使他性格变得软化。后来他曾请求清廷派遣更多的外交官员出国：“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表达友谊的方式。中国之前从未有过此类举动，这可能会招诸国疑虑。”

他很快获得了亲自代表清廷出使的机会，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位带领外交使团的皇家官员。但这并不是一项很自豪的使命，因为天津的局势在他出使前急转直下。

1870年春天法国人管理的天津天主教教堂和孤儿院被怀疑和流言笼罩。有传言当地的传教士，牧师和修女在偷偷谋杀儿童，将其心脏和眼球挖出来进行野蛮的西方仪式。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当时中国出现了绑架患病儿童和孤儿院交换赏金的市场。

崇厚一开始阻止了地方官员试图调查这一事件的努力。之后他说服法国领事只对此事进行了简单的调查。他严重低估了很多中国人对外国人感到的敌意。这些人觉得外国人多年来无法无天而积怨已久。身为一个和外国人交涉谈判的满族人，他觉得自己在憎恨满人当权的汉人间处境也很危险，所以没有出力平息民怒。

崇厚举棋不定的态度让局势很快恶化。1870年6月21日一群中国暴民袭击了法国领事，在大街上将其五马分尸（这名领事之前很不明智地开枪射击一位中国官员，击伤了其随从）。这群暴民之后屠杀了约20名外国人，大多数是法国人，其中包括两名牧师和十名修女。此外还有数十名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也死于动乱。之后清廷为了平息法国，避免又一场战争，处死了将近20名中国人（虽然这些人并不一定是动乱中真正的杀人者）。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厚在这一事件之后，仅仅被降了一级。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对自己无法控制局势道歉，并要求降罪，但他也将大多数罪名都归咎于地方官员身上。同时他主动请缨出使法国，代表朝廷正式道歉。也许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提出所有出使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

于是他就这么走了。不过这次出使说到底还是一次尴尬且不详的任务。由于法国当时忙于和普鲁士交战，加上法国总统对于慈禧拒绝在北京接见法国使节感到恼怒，崇厚被迫等待了数月才面见总统。直到崇厚访问了英国和纽约后，他才被召回法国传达歉意。当时很多英语媒体的报道（它们将其名写为Chung How）也对他极不客气。一些报刊把天津教案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的头上（最初的报道还称他也参与合谋了屠杀，以至一些外籍人士为其鸣冤），这其实是有点不太公平。有一份报纸将他描述为靠钱买到现在地位的人，这还算得上公道。

对崇厚来说，在1873年6月29日那一天他的地位就是在同治帝的身边。这是清帝80年以来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节。崇厚在一年前从那次屈辱的道歉出使归来，被委任至兵部以及专责洋务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这一相对较新的机构和崇厚倒是很相称，因为该部门极为无用。那年夏天清帝第一次接见日本来使是对崇厚外交团队的一次重大考验。而实际上称该次出使为陷阱要比称其为考验更恰当。而中国方面如计划般乖乖堕入其中。该陷阱关系到中日两国之间从冲绳一直延展到台湾的一条岛链－琉球群岛。当时琉球王国同时向日本和中国进贡，但其名义上还是个独立国家，而台湾则归属中国。总理衙门完全没有认识到日本方面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意愿是多么强烈。

日本外交部长亲自来访，要求清帝就台湾东部土著对琉球群岛的水手发动袭击一事做出赔偿。这一要求事实上等于日本公开表示琉球群岛归属于其主权范围（同时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中国方面对巨额赔偿数字深感不悦，否认对此事具有任何责任，并告知日本方面自己解决这一事务。

这正是日本所想要的回应。它立刻派出一支远洋舰队出兵台湾。中国这时才意识到日本可能会以此事做为争夺台湾的借口，立刻派出自己的军队前赴台湾。两国之间的局势突然之间似乎有失控的危险。那年的夏天，历史学家莫斯（H.B. Morse）如是写道：“两国似乎逐渐向战争靠拢，任何时候双方军队偶然冲突都可能酿成大战。” 这和今时今日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感。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说服两国谈判和解。中国最终支付巨额赔款，日本方面才同意撤退。威妥玛在事后曾说：“我完全没想到中国方面会愿意为被侵略做出赔偿。”

那是北京方面外交关系的又一个新低点。崇厚在这一事件里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楚：他当时是总理衙门十名官员之一，而且清帝也有其他顾问。但是很快崇厚又犯了一次错误，这次事件的罪责毫无争议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并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

其人本身

等到1878年，已很难看出为什么崇厚能具有可托付中国外交事务的名声。他主要的优点似乎在于他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且他本人也愿意和洋人交涉）。就这样，崇厚像是一个屡尝败绩，却因为具有带队经验而不断被启用的足球教练一样，被负以另一重任：和俄国进行条约谈判。俄国此前一直急于防止中国对西北新疆地区的控制加强，并在背后支持在该地活跃的第三方军队。而中国方面当时刚刚在西北边塞面对这些外来势力取得了一连串罕见的军事胜利。清廷终于有一次能在谈判中占有上风了。

要是崇厚了解他谈判的领地周围的地理情况，那也许之后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一开始有人建议崇厚从陆路前赴俄国，这样可以让他对西北地区有所了解。但是前往圣彼得堡的路途实在过于漫长，于是崇厚选择坐船先赴欧洲，再坐火车前往圣彼得堡。途经巴黎时他遇到中国首任出使英法钦差大臣郭嵩焘。崇厚对这次谈判毫无准备的程度让郭目瞪口呆，他由此断定这次谈判一定会被搞砸。

清廷开始发现崇厚并不完全了解自己谈判的内容，因为崇厚寄回来的地图上有很多地名有误。1879年9月，崇厚对一项条约点头同意，不但没有将领地归还到清政府管辖之下，反而把新疆很多重要地区割让给了沙皇，且赋予俄国价值不菲的长期贸易权，允许其在深入满清疆土内的地区里通商。这又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有一些人甚至觉得这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条约，而且毫无疑问这是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份条约。当北京官员对于条约草案表示疑虑时，崇厚回应道条约已经全部誊写完毕，要修改为时已晚。然后他在该文件上签名，并启程回国。

在北京，还未等崇厚归国，这份条约已引起轩然大波。慈禧太后公开斥责了崇厚，清廷下令将崇厚收押，因为他还未获得批准即签订条约归国，将其以违抗圣旨的罪名候审。各方学士纷纷上书清廷，批评崇厚“极端愚蠢荒谬”的外交，要求将其问斩，和俄国开战。同年三月，崇厚已被定罪，押入死牢。

国际方面对清廷此举的反应同样是既迅速又愤怒的。清廷定使节死罪，撕毁条约的行为对西方列强来说是一种侮辱（这些国家从未在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吃过亏）。十年前嘲讽崇厚的英国报纸开始称崇厚为“一位不幸的大使”。威妥玛收到英女王维多利亚的来函，表示她对于崇厚的命运“深感震惊”，要求威妥玛以她的名义向清廷施压要求特赦崇厚。

崇厚入狱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条约。曾最大的特点似乎在于其为人傲慢，不愿妥协。俄国不愿开战，最终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很多条件。曾以英雄姿态归国，而中国的强硬派也就此学到了其实并不可靠的一课：永远不要对外国人让步。

崇厚在1880年8月被释放。先是西方国家的求情暂时拖延了他的刑期，后来俄国方面又提出一旦处死崇厚他们将拒绝重新谈判。对于俄国人来说一开始的条约是基于双方良好意愿签订的，北京方面的谴责是一种侮辱。因此崇厚最后一次失败既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同时却也最终救了他自己一命。

出狱后的崇厚依然富有，他在北京安享着早退的晚年生活，在他那有100多间房的大屋里读读书，照顾照顾花草鱼鸟。他在为这座大宅子增添人气这一点上可谓不遗余力，在他生命最后的13年里，他的小妾又为他生了6个孩子，而他之前已有9个孩子。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努力恢复他的名誉，这种努力直到1893年他过世之后很久还在进行。他向清廷捐赠大笔银两庆贺慈禧太后50岁大寿，但是并没获得多少回报。

崇厚一直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从他释放之时起，他就逢人便讲他是个替罪羊。他最激烈的批评者曾感叹崇厚就是不肯“在家里闭上嘴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担心。中国的历史学家基本上忽略了他。只有汤仁泽最近所著的崇厚传记中提到了他，汤提到要从历史中得益，我们必须要看看这些反面人物的故事，引以为戒。确实如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看看一个腐败顽固的系统是如何造就了中国史上最无能的外交官，将其提拔到高位，并放任其失败，直到其铸下大错为止，这难道不同样发人深省吗？

来源： 轶家之说 2019.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