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官伟勋
历史上，凡笃好文艺并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没正式当上皇帝但几乎当上皇帝的），不仅政绩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国破身亡“不得血食”。
汉灵帝刘宏，“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纳许多“能为文赋”擅长“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并待制鸿都门下，“无行趋势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家伙），“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这位汉灵帝，因为好文，所以也特会玩，“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自己则“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躬自操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在他统治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因国库空虚，为了弄钱，公开标价卖官。不够，又把天下田亩增税十钱，兴师动众，大修宫室，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东汉之亡已无可避免。
东晋末，刘毅与刘裕争帝位。“刘裕素不好学”，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宁远将军胡藩曾问刘裕：“公谓刘卫军（即刘毅）终能为公下乎？”刘毅最终肯在你之下？裕默然。问胡：你怎么看？胡藩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车马盈门）。恐终不为公下。”刘毅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白面之士”，一个个都以能谈史咏诗自豪，但却缺乏办实事的能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结果刘毅被刘裕彻底打垮，刘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难。该寺因当年曾窝藏刘毅的政敌桓蔚，老和尚被刘毅所杀，所以和尚们怕再受牵连，不敢收留刘毅。刘毅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应数梁元帝萧绎。此人好读书好到入迷的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读替他读，他听，昼夜不断。歪在榻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书。侍从见他已入睡，念的不认真，念错一句，他会立即惊醒：“不对吧！”他写东西不打草稿，援笔立就，自称：“我深于文士，愧于武夫！”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上课，给他们讲《老子》。眼看城破了，伤兵哀号，尸体遍地，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敌人攻进来了，他不忙于组织抵抗，而忙于烧书，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反而怪书本！
隋炀帝杨广，史称“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长文学，不想让任何人超过他。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当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朕与士大夫高造，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人们都以为他是靠继承父皇之位，而当上皇帝的。其实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试，也会是天子的。他善于作文章，还会写诗，酷爱著述。大业十一年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20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31部，万七千余卷。”他爱着书，还特爱书，搜集很多善本，“于观文殿前为书室14间，窗房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绵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杨广要去书室时，宫人执香炉，走在前面，踏着机关，二飞仙就下来把帐幔收上去。“户扉及厨扉皆自启”，杨广出来时，“则垂闭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这位历来倍遭唾骂的杨姓皇帝已经在搞自动化了。
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乐、舞，能文章，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着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广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抢占天下名贵花石树木，称“花石纲”。为运这些奇石珍竹果木，毁桥梁，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铸九鼎，用掉22万斤铜。铸成后，饰以黄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他亲自著《九鼎记》以记载这一“盛事”。
公元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一再表示赞赏。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
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隋炀帝与宋徽宗的悲惨结局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称“多才艺，好读书”。李璟，“善容止，器守高远，性宽仁，有文学。”李煜“能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他那些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间”！千百年来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所谓牵机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虏后，被迫服用了牵机药，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脑袋连连碰膝盖。
爱好文艺著名的还有唐玄宗，他酷爱音乐舞蹈，会作曲，培养出无数文艺尖子。“梨园子弟”中的“梨园”二字，就是来自他的作为。其他爱好文艺出名的还有刘裕的儿子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艺，而性轻易”，与谢灵运为密友，被司空徐羡之杀了。还有北朝秦王兴的太子泓，“性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性懦弱”，被晋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块“被斩于市”。
明人，《谷山笔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中肯，但难以做到。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国家之事太多太复杂，罄尽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况且生活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需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艺”，对诗词对书法或绘画精益求精，是很难两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诗，谈何容易？“为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贾岛为了“僧敲月下门”，是敲好？还是推好？骑在驴上，自言自语比比画画，费了多大的劲？老那么琢磨，能不误正经事吗？
当然，业余时间有些此类爱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确实不失为陶冶性情劳逸结合的好方法。
其实，好学的帝王也并不少，“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宋太宗“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康熙“手不释卷”，“至于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读书的人，怎么没亡国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说明问题。
唐贞观十二年，著作郎邓石隆打了个报告，建议把李世民发表过的言论搜集起来出个集子。李世民说了下面一段话：
“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是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不同意给他出专集。
看来，以上种种，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还是与天下文士争短长，把个人耽精文艺放在第一位？简单点说就是：是为政而好文？还是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里有段台词：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做的事忘了！”
颜习斋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读书人都把精力放在钻故纸堆上、不顾国家衰亡人民涂炭而说的。如不把它绝对化，不误以为他们在提倡读书无用，而了解其精神实质，这些见解都是很宝贵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个别方面有大成就。热衷文艺的专攻文艺好了；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就专心致志于治天下好了。务求兼得者，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不过，说服文艺大家不去谋权，大约容易些。就是他不服，这种人大致也弄不成。碰两下钉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说服后者怕就难了。
隋炀帝在那个时代就能编著那样的《百科全书》，还能搞自动化，实在难能可贵，人们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时，连他开大运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给否了，甚至给毁了，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对历史，该接受的教训一定要接受，该肯定的，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