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何不同(zt)

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何不同(zt)

在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识，士大夫成为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不是君王的工具。历代王朝当中，宋朝的政体可以说是最为纯粹的士大夫政体。尽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决权，又是百官的权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状态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士大夫组成的政府执掌。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从圣旨的出台程序可以看出这一点。宋王朝的一份诏敕，从草拟到生效，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制词，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如果认为君主的诏命不当，可以拒绝草制，这叫做“封还词头”。制词起草好了之后，要送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对他认为不当的诏敕也有权缴还，这叫做“封驳”。然后，作为一道正式政令的诏敕，它还需要有宰相之副署。宰相副署的意思，乃是表示诏敕出自宰相，宰相对它负责。没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澄清一个误解：唐宋时代的诏敕，并不是皇帝发出的，而是宰相机构发出的。最后，生效了的诏敕如果又发现有失当之处呢，台谏官可以提出追缴。

宋代诏敕

宋代之后，如此精密、繁复的诏敕出台程序不复再有。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是传统政体的一大变故。宰相制度既然作废，过去一直存在的君权与相权的相制相维，也就完全坍塌了。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篇中，劈头宣布：“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虽然明朝后来设立了内阁制，但明内阁不是政府的领袖，“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当然也不会有副署权；其职不过是替皇上起草诏书，以及草拟批答奏章的意见稿，相当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

不过，明代的政制尚保留一些约束君权的机制，比如，遇大臣出缺，由“廷推”产生候选人；内阁间或有封还皇帝意旨之举；六科给事中亦有封驳诏命之权。而这三个机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秩提至一品，看似尊崇，实则上内阁沦为传抄文书的闲职；皇帝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的谕旨甚至不必经过内阁抄发，更别说封驳了；清廷又设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转移到军机处，但军机处同样是皇权附庸，梁启超干脆将它比喻为“写字机器”：“军机大臣之奉上谕，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

这些制度上的变化，也导致了唐宋诏敕与明清圣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去看唐宋的诰命，会发现其诰文的起首，通常是一个“敕”字，或者是“门下”二字；而明清时期的诰命，往往以“奉天承运皇帝诏（制）曰”开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唐宋时期的诏敕，例出自政府（“门下”代表宰相机构，“敕”字亦为宰相所画），是宰相领导的政府在行使执政权；而明清时期的圣旨，例出自内廷，是“奉天承运”的皇帝直接行使权力。那么，君主行权与宰相行权有什么差别吗？有。第一，君主世袭，未必皆贤，而宰相可选贤与能；第二，宰相行权，若出差错，可以问责，而君主若出差错，无法负责任。

明清圣旨

唐宋诰命的诰词之后，还有一大串签名：提出词头的宰相、起草的中书舍人、“书行”的中书舍人，“书读”的给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诰命上，这一大串署名是没有的，诰词之后就是皇帝的钤印“制诰之宝”。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唐宋诏敕的出台，需要经过层层审议的程序，每一个签名的官员都对诏敕负责；而明清诰命的出炉，尽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应给诰敕官员，具本奏闻，仍具印信手本、开写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送中书舍人，候书写完备，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宝司，于御前用宝讫，具奏御前颁给” ，但这里除了具奏皇帝，其余的都仅仅是技术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制诏过程中的繁复审议程序，在明清时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么说来，清代的乾隆皇帝当然可以骄傲地取笑宋朝的君主“几如木偶旒缀”，是“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的“庸主” 。但是，一个权力不受节制的帝王是可怕的——不妨脑补一下发生在乾隆朝的惨烈文祸。相比之下，君主像宋神宗那样只能发发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样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让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