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居然才是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根本驱动力?

作者:香椿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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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浮生

黑死病虽然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祸兮福之所依”,正是由于黑死病的大流行,成为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根本驱动力,甚至也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根源。

黑死病在极短的时间内促使价格体系重构,引发了商品经济热潮,促使英国毛纺织业发达、古腾堡印刷机出现、导致地理大发现……

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样子,都是因为距今六百五十年前,欧洲爆发的那场黑死病……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曾经取得辉煌的科学艺术成就,甚至有些近代科学的萌芽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但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图书被焚毁,艺术珍品被破坏,科学家被杀害,历史真相被篡改,教育和公众舆论都被教会把持,文明之火随之熄灭,随后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一千年。

中世纪之所以那么黑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基督教会宣扬蒙昧主义,反对人类理性,对人进行严密的思想钳制。人们思想被宗教禁锢毒害之下,抛弃现世追求来世,使得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展得极为缓慢,甚至陷于停滞。


连晚上跟老婆OOXX,都被限定了规定日子、规定动作、规定程序,稍有不慎就担心被神怪罪,人的思想还能有什么自由?还能有什么发展生产进行创新的动力?

当然了,也不要理解成花样越多创造力越强。如今的自由主义已经推向极端,连性少数群体,都已经发展出LGBTTTQQIAAP+这么多花样,已经彻底晕菜……

黑死病的大流行,使得基督教的信仰第一次遭到集体怀疑,教会的权威,遭到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削弱。

在以往的疫病流行等灾难到来的时刻,往往是宗教力量发展的良机。因为在灾难面前,内心的恐惧使得人们有寻求安慰的心理需求,而提供心理慰藉正是宗教的看家本领。随着灾难过去,宗教人士可以说灾难是因为人们信仰出现动摇,现在人们内心虔诚,灾难就消失了。这样就又收获了一大批信徒。

但是在黑死病面前,尽管教会人士竭尽全力试图通过忏悔游行与祈祷活动来控制局势,然而无论人们如何虔诚,死亡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减慢。换句话说,在这场大灾难面前,宗教的一切伎俩都不灵了。


如果对比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正是因为欧洲人笃信宗教,而没有积极实行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治措施,使得黑死病在欧洲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惨重后果。

随着教会一次次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次次的宗教活动,死亡人数却有增无减,人们对教会的愤怒也是与日俱增:

在上帝的愤怒降临之时,为什么教会没有对他们的信徒提出警告?

为什么有些牧师抛弃他们教区的人民,连临终仪式和像样的葬礼都不让人民得到?

为什么受上帝眷顾的神职人员并没有比普通人更免于灾难,反而死的更多?

一个讽刺的例子是,英国基督教会的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在短短一年之内竟然因为黑死病而三次易主,最短者任职仅仅6天。

以前老百姓都认为神职人员信仰虔诚,蒙神眷顾,教会一贯也是这么宣扬的,如今脸被打得啪啪的。



早在13世纪,欧洲就存在相当有影响的反教权主义,在大瘟疫后空前地兴盛了起来。人们明里暗里对于《圣经》记载的内容或者教会发出的教谕产生了怀疑,并且用各种方式对其发起挑战,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思想根源。

更加令信徒不能接受的是,越是信仰虔诚的人似乎越难逃脱黑死病的魔爪,教士成了死亡重灾区。

前文《一条人命换取帝国的崩溃,谁的命这么值钱?》中提到,贝克特为了显示信仰虔诚,穿着满是虱子跳蚤的刚毛内衣,而跳蚤正是传播黑死病的元凶。个人卫生习惯越差,越容易吸引老鼠的光顾,基督教禁止随便洗澡,那些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个常年不洗澡,如今都遭了殃。

神职人员的工作就是要接触不同的人,更极大增加了患病几率。也正因为如此,除了个别胆小之徒逃避责任之外,很多教堂的神职人员一个不留全部死光光,不给死难者举行临终仪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教会为了补充神职人员的空缺,极大降低了任职标准,使得更多的平民接触到了圣经,甚至在一些个别教区,由于实在缺人手,女人也可以出任神父。

1351年英国出台的一项法律规定,凡是能阅读的俗人皆能享受“教士特惠法”,这项法律到了150年后的1499年才被改变,因为到这个时候识字的人太多,必须对世俗学者与任圣职的教士加以区分,只有后者才能继续享有“教士特惠法”。

如果还记得《怪象!国家的最高法官卸任后充当罪恶的保护伞……》一章的内容的话,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死磕就是为了“教士特惠法”,这是教士特权的保证啊!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亨利二世的时代,教士杀人强奸也能逃脱罪责,随着教权的不断衰落,在爱德华一世时期,犯罪的英国教士要求援引“教士特惠法”进行法外开恩时,已经很难获得支持了。1307年教皇沦为“阿维尼翁之囚”之后,教皇再想如当年那样对英国主教叙任权指手画脚,也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因此这个“教士特权”的含金量,与当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不管怎么说,在黑死病的影响下,特权阶层的标准已经降到如此之低,在等级森严的英国,“读书改变命运”居然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这极大促进了英国民间识字率的提升,以及普通民众对圣经的接触,更何况到14世纪末出现了英文圣经。基督教的文化垄断和思想钳制得到进一步的松动,这一切都为将来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黑死病对于“自由、平等、人权”观念的复兴,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欧洲的分裂局面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其反抗压迫的难度相对于中国要大得多。

一方面,同一文化的欧洲分裂成多个国家,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分裂诸侯混战的时期。诸侯混战造成的苦难暂且不提,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到每个底层人口所要供养的上层人口,相对于大一统的情况要更多,相应地,民众受到的压迫会更重。

另一方面,民众被分而治之,一国一地的农民起义或市民起义难以引发其他地方民众的响应,而不同国家的贵族之间“守望相助”,即使推翻了本地的贵族统治,会遭受到无穷无尽的来自其他地方贵族的围剿。其中市民起义略微好一些,因为贵族的力量主要在庄园,城市对于贵族来说就是“下金蛋的鹅”,城市可以通过缴纳保护费的形式成为自治市。

既然反抗胜利基本无望,大部分底层民众选择默默忍受非人的待遇。在这样的深重苦难下,底层民众更需要用宗教来麻醉心灵,否则人都会发疯。但是这样一来,又要遭受来自教会的盘剥。正因为如此,中世纪欧洲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底层备受压迫欺凌却无力反抗。这样的残酷统治,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前的西藏,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才可以与其相比。

只有在黑死病使得宗教信仰遭到削弱之后,农奴的思想禁锢得到解放,欧洲才有可能爆发起义。例如英国1381年农民大起义的起义者明确提出了结束农奴制的要求,他们的一个领袖约翰·波尔,曾用振聋发聩的语言抨击贵族特权,他说:

亚当耕地、夏娃织布,那时哪有绅士淑女?

(WhenAdam delved and Eve span,who was then thegentleman?)

翻译成中文,也可以直接译作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黑死病的催化下,欧洲农民终于从跪着的状态站起来了,但是反抗的难度相对于中国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在中国搞农民起义是困难(hard)模式,在欧洲就是地狱(hell)模式。在欧洲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的实例一个都没有。

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大起义,都是在黑死病爆发之后才出现的,例如1358年法国扎克雷起义,1381年的遍及整个英格兰的英国农民大起义,类似的暴动还出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北欧四国、利比里亚,尼德兰境内,同期发生的小规模反抗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只有一次大型起义获得成功,那就是在十五世纪中期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起义,但在十几年后也遭到镇压。

为什么说,黑死病会促使农民起义发生呢?

总体来说,黑死病对于越贫穷的人造成的死亡率越高,但是由于欧洲整体卫生条件恶劣,教士和贵族的死亡率也颇高,这些特权阶层相对于底层,其人口基数本来就小,这就使得特权阶层的力量大幅减弱,底层人民受压制的现象大幅减轻。

以英国为例,由于官员和贵族大量死亡,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放宽公务员的聘任条件,使得底层民众获得了空前的上升途径,治安官、法官等许多官吏由底层出身的人出任。

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农民运动领导人一般都是派出所所长(亭长刘邦),邮递员(驿吏李自成)之类的基层公务员充当,英国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其中的骨干都是这类人员。

这是因为,这些人受过一定教育,见过世面,但又被社会身份压制着,面对那些世袭的贵族,心中对于社会的不满,相对于大字不识的老百姓要强烈得多:

难道我们就不是上帝的子民吗?同样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凭什么他们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们生下来就得做牛做马?

比中国晚了一千五百年,欧洲终于也有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这些思想推动了农民起义以及相关社会运动的开展,也成为日后启蒙运动的重要根源。

随着农民不满与日俱增,他们的情绪在王权和贵族之间制衡较强的国家(英、法等)被国王利用起来,作为打击贵族特权的武器。这些风起云涌的起义运动,再加上国王的有意打击,使得英法等国的地主贵族也就逐渐改为更加温和的剥削方式,农奴制趋于瓦解。

黑死病对于欧洲的政治经济也造成了深刻影响,成为欧洲跨入近代社会的重要诱因,欲知详情,请看下一篇。

(未完待续)